郭台铭和富士康的三条出路

　　最近，媒体流行“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说法。仅搜狐一篇文章便有29万人点击，应者云从。近几年富士康发生一系列事件，从2007年的第一起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到“连续十二跳”，再到太原群殴事件，最近又爆出烟台雇佣童工的事。这不得不让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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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企业之所以在大陆生根，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来赢得企业竞争优势。就深圳而言，1988年富士康来深圳投资建厂,1996年开建深圳龙华科技园, 迅速成长为深圳规模最大、出口额最高的工业企业。当初的深圳代工模式也可谓功劳显著。

　　“代工”大规模发展是产业界的一次小型革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代工厂创造的价值中，重要部分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采取比较粗放的“区位+政策+资源”的发展模式，其中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富士康的发展，是深圳发展模式的体现。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资源也变得相对匮乏，使得珠三角到了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富士康“N连跳”事件，暴露出来的不仅是企业与员工的矛盾，实在是这种“深圳模式”背后的中国发展模式正在经受挑战。有学者认为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看到，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年代，企业是应该与时俱进的。“深圳模式”在努力实现转型，深圳有高科技的华为，商业银行的招商，互联网的腾讯，地产业的万科，食用油的金龙鱼，集装箱的中集，工控的研样，医疗仪器的迈瑞，快递业的顺丰……玲珑满目。多少个“第一”在重建新的深圳模式，然而郭台铭还用着当年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墨守成规，实是深圳转型的败者，他把事业大举转移到中国中西部，企业近年连续发生一系列问题，也就事出有因了。

　　企业家李焜耀曾经感叹：台湾的代工企业是一种苍狼文化，但苍狼最终是会消失的，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狼，只有懂得文明的人类。对企业而言，只有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长久生存下来。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富士康的这种生产模式、管理模式是必须要改进的。郭台铭和富士康面前有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富士康可以利用科技创新，制造几十万台机器人来改善生产模式。就在去年的8月，富士康宣布未来3年部署100万台工业机器人来进行生产加工;当年11月，郭台铭明确提出2012年富士康将以日产千台的速度制造30万台机器人，用于单调、危险性强的工作。这当然是很好的决策和出路。然而，投资机器人的费用与节省的人工成本之间无法平衡，机器人的购置成本只占到整个成本的30％左右，但后期编程、改造、维护等费用要占到百分之六七十。显然，这样做就使得富士康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第二条出路，如果郭台铭只是看中廉价劳动力的话，可以向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转移，甚至包括其它的大洲，比如说越南、印度、印尼，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国家，也可以达到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成本这一优势。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第三条出路，坚持自己原来的那套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继续原有的“代工”模式。这些年，富士康北拓西进，转向河南、四川、山西等劳动力密集且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设厂，依靠政府动用行政力帮忙招募。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富士康国际总营收25.04亿美元，下滑16.37％，净亏损2.26亿美元，上年同期净亏损1764.8万美元。今年第一季度，毛利率更是跌破1％。赖在西部不走，必然结果是压力向劳动力转移，激起更多的富士康事件。

　　我想，郭台铭不愿意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走到末路，很好的出路就是制造机器人来达到改善生产模式，但是100万是一个略显夸张的数字。似乎郭台铭是想到了，也开始做了，只是还未做到位。

　　兵法中素有上、中、下三策之说，也适用于商战，一切决定商战的因素皆可成为制胜的手段。企业决策应该准备好上、中、下三策，争取上策，保证中策，力避下策。如果坚持在中国西部，把压力转移到“代工”身上，结果是事件频发，不光是富士康模式到了尽头，更是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到了尽头，如果没有更好地替代，就只能在惯性下慢慢死亡。这显然是一种下策。其中策，是把这些代工转移到仍存在人口红利的国家。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富士康进军新兴产业领域。富士康相继宣布选址佛山作为集团LED生产基地，在成都投资1800万美元生产锂电池，在晋城投资1000亿元打造精密磨具生产基地等。可以看出，光伏电池、LED、锂电池、云计算和物联网等被地方政府看中的新兴产业，都被郭台铭作为助富士康集团转型的重要举措，郭台铭宣布，“现时国内的电子商务难以持续，投资过大，富士康将研究新一代电子商务模式，希望可在两年内看到成果。”这是前途暗淡的富士康向我们展示的一缕耀眼的阳光。

　　我们已经看到富士康的上上策了。在上海黄浦江畔起步，总部搬迁上海意味着转型启动。“新总部的设立是集团在中国大陆未来许多重要发展项目的聚焦以及产业新发展的开始，富士康将由这里从制造走向“智造”，从代工厂走向商贸。”鸿海有意在上海打造一个“商贸富士康”，通过已有和建设中的各实体商店和电商平台，壮大在中国大陆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向客户提供生产、物流、销售的一站式服务。

　　郭台铭说过，“选择深圳就是选择成功。”现在应说，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成功。

　　郭台铭的许多想法是好的，但做法总是缓慢。我们希望郭台铭不要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与以上三条对比中，从深圳转移上海，从制造转向“智造”，实是上上之策，这与中国政府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刺激国内消费的方向是相吻合的，实是应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