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背后的外贸困局

　　再过两个月，2012年将离我们远去。在岁月交替之中，面对来年我们有着更多美好的期待。

　　不过对于不少从事外贸行业的人来说，此刻尚无暇憧憬，因为这最后两个月的日子依然难熬：订单大幅减少，成本不断攀升，利润日渐微薄。“寒冬”，成为他们对于过去近一年的集体记忆。

　　这种窘境很自然地体现在今年月度进出口数据上，外贸形势的不乐观，也让政府年初所确定的实现10%的进出口增长目标变得日益艰难。

　　据商务部10月26日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2年秋季）》（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6.2%。

　　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这确实反映出政府部门低估了今年的外贸风险，而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尤其是企业发展情况并没有作充分估计。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也认为，要实现10%的增长目标很有难度。她告诉记者，就我国外贸形势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外部冲击的问题，还将面临长期的结构调整。

　　“三化”叠加

　　“进出口平稳增长，总额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15年达到约4.8万亿美元……”今年4月，商务部曾发布《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就外贸发展目标作出这样的要求。在商务部看来，“十二五”期间，要坚持在稳定增长的同时优化外贸结构，促进贸易平衡，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

　　不过现实中所出现的进出口增速的“大起大落”显然也让稳定增长的要求变得日益迫切。-7.8%、29.4%、7.1%、2.7%、14.1%、9.0%、2.7%、0.2%、6.3%，商务部发布的月度进出口增速在高低起伏变化中映射出今年外贸形势的严峻，因为在过去多年（除2009年外），月度进出口增速超过20%、30%是件稀松平常之事。以2010年为例，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其中有9个月的月度进出口增速便超过30%。

　　黎友焕也注意到我国外贸增速的大幅回落。他告诉记者，造成当前出口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外贸企业利润下降，不少外贸企业因此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或关闭。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既有金融危机出现造成的原因，也是我国传统贸易低端化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必然结果。

　　他说，尽管我国今年先后出台《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等政策都非常及时并也有一定帮助，但却无法真正解决目前外贸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

　　根据黎友焕的调研来看，当前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按照困难程度依次体现在：利润低（主要是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相应提高，而生产成本上升过快）、国际市场疲软（订单减少）、人民币升值过快（造成很大的结汇风险）、信贷成本上升等情况。

　　面对外贸企业的困难，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经贸系副主任陈波坦言，成本上升等因素对出口的冲击并不比需求因素小。很多厂商就是因为成本太高、利润太低不得不取消出口。他说，虽然外部需求的确很疲软，但如果生产成本也低的话，那不少企业还是能够生存的。

　　很显然，现实情况与这种设想还是有所偏离。

　　身为业内知名专家，张茉楠认为，当前出口的艰难并非只是一个外部冲击的问题，而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制造业整体转型或者说结构调整的艰难。

　　“目前的这种困难并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从张茉楠的观察来看，目前全球都在去杠杆化、去债务化，而欧洲还同时在去福利化，这“三化”叠加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外需的不足。

　　在她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原先发达国家以债务或消费增长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停摆”了，这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影响很大。

　　而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制造业正面临较大冲击:一方面欧美日等国要“再工业化”实现产业整体转型，而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低成本竞争力也正面临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挑战。用张茉楠的话说，这叫“上有发达国家‘围剿’，下有新兴市场国家‘追赶’。”

　　从目前情况来看，外贸困难还是在于原有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尚未形成。

　　“大象”难题

　　在外界看来，支撑我国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外向型低端产品和原材料出口。

　　国信证券（香港）今年8月曾发布报告称，在非常长的时期内，中国对外出口额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持续保持在30%以上，同时由于人民币长期的弱势地位，中国进口规模长期远不及出口，这一格局也使得往年外汇占款出现不断攀升的态势。

　　“尽管我国过去粗放型的出口导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模式的选择，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选择这一模式是对的。”面对当前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非议，黎友焕如此坦言。

　　在陈波看来，当时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我们国家精心设计好的，而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他说，在我国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中国的制造成本是非常低的，正好迎合了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国际分工之中，我们很自然地就做起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赚了不少钱，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

　　可以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多年中，我国依次呈现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带-内陆”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呈现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开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出口总额在1994年率先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之后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并于2007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据Wind资讯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已经接近1.9万亿美元，而这一年进出口总额更是突破3.6万亿。

　　“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二，而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在陈波看来，这样的背景下，寄望于通过外需拉动维持我们的高增长，这显然不现实。他说，如果你是一条鱼的话，那还可以在水里游，而如果你是一头大象的话，那是动不了的。

　　显然，当中国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全球经济还能吸收中国的出口，而当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特别是在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全球经济能否吸收中国出口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当然对于我国而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资源与环境成本已经不再便宜。据前述商务部《报告》显示，随着周边国家工业化发展加快，部分对成本较为敏感的产业和产品订单出现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迹象。2012年前7个月，中国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欧、日市场份额比上年分别下降2.1、1.4和2.7个百分点，流失份额主要被周边低成本国家挤占。

　　在张茉楠看来，伴随我国外贸行业发展长期存在一个问题便是：“顺差是留下了，但利益没留下。”一方面，尽管整个产品的价值算在我们的出口里了，但是附加值让别人拿去了，另一方面我国在给别国通过高投入、高耗能提供廉价商品的同时还遭受贸易救济调查等。

　　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世界贸易预警”项目监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中国。随着中国出口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国外对中国新兴产业出口的限制明显增多。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55起，增长38%，涉案金额243亿美元，增长近8倍。

　　显然，这更需要中国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

　　在采访中，陈波对新金融记者也坦言，目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头了。他说：“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一刻迟早也会到来。”

　　记者注意到，《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分别增长21.5%和43.4%，其中重庆增长1.5倍，甘肃、安徽、贵州、河南和四川分别增长83%、69.9%、68.9%、62.8%和42.8%。而东部地区由于受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和生产成本上升冲击较大，出口仅增长4.3%，低于总体增速3.1个百分点，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分别增长6.4%、4%、3%和3.2%，上海和山东分别下降0.1%和0.2%。

　　而受此影响，我们也看到东部一些省市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黎友焕表示，这种严峻的形势已经再次告诫东南沿海城市：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重塑经济发展重在转型升级。

　　“重塑”的关键

　　由于加工贸易曾经创造了我们经济的辉煌时代，而不少企业家和地方政府从中也得到了好处和恩惠。黎友焕认为，要放弃这种曾经辉煌的手段，一些人很难接受。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固执坚守，也导致我们产业转型的困难重重。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把转型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点。比如东莞等城市在加快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而诸如福建龙岩、湖南衡阳、湖北荆州、四川德阳、广西梧州等地也都已被确立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承接地。按照上述试点城市的想法，一些也试图从生产车间向总部经济转型。

　　对于上述状况，张茉楠也有所察觉。她说，其实这种产业转型或者说转移一直都在谈，对东西部来说也应该错位发展，依赖于研发等总部经济这块还是依靠东部，而产业下游这块应该在中西部开拓市场。“但现在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就是我们希望把东部的一些产业转移到西部去，但有些并没有转移到西部，而是直接从国内直接转移出去了。”

　　对此，张茉楠的解释是，中西部不少省份和东南亚国家相比，在土地、劳动力、物流等方面的成本优势也不明显了。在她看来，对东部一些地方来说，既没有获得产业转移的溢出效应，相反还留下了产业空心地带。

　　另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建产业园或集成配套项目时，有时会直接放在中西部地区而不通过东部，“他们认为增长潜力比较大，整个市场环境比较好，而当地政府对此也有很多政策倾斜或优惠。”在张茉楠看来，现在很多FDI不仅仅考虑要素成本，还要考虑贴近市场、制度红利等问题。

　　“一个地区的发展路径只能借鉴，但绝对是不可复制的。”黎友焕认为，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外贸转型的方向在于自主创新和结构转型，“以打造自主品牌，发展自己技术，向更高的产业集群发展，在世界前沿的技术平台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才能保持我国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维持我国外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作为国际贸易的研究专家，陈波说要提高技术含量或者附加值，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做，“研发投入从哪里来，研发的动力又从哪里来……”

　　在他看来，企业进行研发，一定是看到了广阔的利润前景，但这有两个依托，一个是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另一个则是拥有技术垄断优势。

　　现实情况是，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到位，而在国内市场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陈波告诉记者，对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将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没有比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钱包更在乎的了，任何企业只要给它正常的环境，它就会去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做。”

　　他认为，政府把规则制定好就行，而不应该过多干预企业或者“参与”比赛，因为这会导致更大的扭曲。

　　但无论如何，张茉楠依然认为，技术创新以及培育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了。”在她看来，美国重返亚太之后，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技术出口管制，实际上也是在提防中国技术可能对他们的冲击。

　　张茉楠说，引领需求的都是创新的东西，而企业的供给本身也是可以创造需求的。至于重塑经济增长模式，她认为应该“双轮”驱动，一方面依靠向消费靠拢，一方面还要优化投资加大创新投入，坚持制造业立国。

　　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特别是在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全球经济能否吸收中国出口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