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巍：政府不是经济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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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经济“有选择”主导的情况下，GDP至上的思维让政府的产业选择变得丧失了方向性，并且往往并不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政府并不是也不应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一味沉迷于“一石双鸟”的救世情节的话，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难免将被带进一个死胡同。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的特别报道聚焦话题是科技与地理。早两年，SOLOMO模式在全球创投领域刮起一股旋风。所谓SOLOMO模式即是：Social社会化、Local本地化和Mobile移动化。它成为诸多创业人选择的发展方向。

　　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有余，尽管这些年来，通信和交通成本降低，世界似乎真得变成了地球村，但是另一个问题显现出来——“为什么在地球村的时代，还有那么多高科技企业会聚集在一个叫硅谷的地方？”

　　《经济学人》追溯到了19世纪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他曾提出“集聚效应”。经济学理论对类似硅谷这样扎堆的现象，给出了四种回答：首先，有些工业需要依靠自然资源；第二，企业集中在一起，既有利于员工也有利于雇主，这让员工更容易找到工作，而雇主更容易找到员工；第三，附属贸易兴起提供充足的原材料；第四，观念从一家企业溢出到另外一家企业。而在集聚效应之外，也存在着两个挤出因素，首先是工业生产集聚之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另外就是企业聚集在一起之后的房租成本上涨。有观点认为，一个产业越少需要接近自然资源、供应商和目标顾客，这个行业就更会聚集到一起。而这对互联网企业来说，是天生的优势。

　　把集聚效应类比到中国，总能想起在全国各地名目繁多的“高新科技园区”，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十年前曾描写了当年“遍地开花”的托普软件园如何成为“大败局”的故事。但十几年后的今天，如雨后春笋成立的高新科技园区不再是某家企业的雄心壮志，而更多的是政府“豪情万丈”，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有意撮合实业集聚。想来，这并不是英国人马歇尔当年所能想到的事。

　　而在政府规划投资这件事上，从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退下的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发表的言论广受关注，在最新的FT中文网上也见到他回应争议写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在这里作为晚生后学，也想借机向林毅夫先生讨教一二。

　　林毅夫承认自己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以投资为主体”但又表示自己“并未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就像现在不少强调中国应该以消费来拉动增长的学者，并未强调要以“政府”消费来拉动一样。”

　　这一说法乍看有理，但细琢磨却经不起推敲。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在新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困局，本以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成共识，可是林毅夫依然强调“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以投资为主体”，所以，不以投资为主体，那么经济增长就既不够长期，又不可持续。那么不看长期看短期的话，林不强调“政府投资为主体”，可是现在又有哪种投资的规模可以比得上政府动辄数万亿的发展投资规划呢？民间实业如果有钱可以持续投资，那为何早前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融资难，高利贷令企业家跑路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议题呢？因此，长期里，要让除政府之外的私人部门投资；短期里，要提振私人部门的消费，可是，问题是怎么做呢？

　　然后是林毅夫经典的比较优势学说，林毅夫表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甄别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提高升级成功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在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上，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有选择、有方向地使用那些资源。”

　　政府在选择资源上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中国的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来“有选择、有方向”，在地方政府层面更是有足够的能动性去破局。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比较优势不仅是国与国之间，更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考量，在地方经济“有选择”主导的情况下，GDP至上的思维让这种选择变得丧失了方向性，并且往往并不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

　　林毅夫进一步阐述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不该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这就涉及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如何看比较优势了。中国的产业升级与跨越式发展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过去三十年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结果不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变成了谁在政策支持下抢跑成功，谁就赚得盆满钵满，而等待后富机会的人，却一步慢步步慢。有地区已经被支持了三十多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至今尚未拿到桌面谈论。不少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的思维定式依然是“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可是，在东南沿海围绕PX事件进行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那些被政府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不被民众认可，而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已无法从发展中得到解决。

　　最后，林毅夫提到“就当前国际经济情势而言，中国经济因外部冲击和周期因素而处于低谷运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时，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长期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潜力的同时，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直接投资，或启动民间资金投资于像道路、地铁、管道、污水和垃圾处理和社会工程等会影响消费潜力、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升级的增长瓶颈限制是一石双鸟、化危为机的政策。”这似乎又是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这一轮欧债危机已经让人看到了欧元区各国围绕紧缩财政之间的国家博弈，在经济不好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紧缩财政受到了深陷欧债危机的多国民众的反对，中国现在还要反周期拿财政直接投资？谁还能回想起上一个勒紧裤腰带紧缩财政是哪一年呢？

　　从财富集聚到政府投资消费，我们看到的是林毅夫认为“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是的，政府并不是也不应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一味沉迷于“一石双鸟”的救世情节的话，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难免将被带进一个死胡同。

　　（作者系资深财经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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