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需与经济结构改革并行

　　宏观大势

　　城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升级，而服务业却依赖于领先产业的发展，最终一国经济的发展核心推动力仍在于能带来超额利润的先进制造业。

　　中国“真实城市化水平”的发展无疑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这个问题，近期的媒体报道出现了两方面的数据。先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剔除1.59亿农民工之后，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而10月31日中科院发布的50个内地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水平指数表明，我国内地城市化率突破50%，达到了51.3%。

　　数据样本的不同导致了结论的巨大差异。从完整的城市化定义来看，真正的城市人口应该是指在城市生活工作，且享有完全城市市民权利的本国公民。而目前城市的外来打工者并不享有全部的城市居民权利，如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因而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中国真正城市化水平应充分考虑这部分流动人口的特征，不应该简单的将其作为城市化人口。

　　从更深远的经济社会角度考虑，即便是二三线城市把农民工的户籍转为城镇居民，也并不能确保农民工把城市作为主要的工作生活区域。因为他们在城市并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工作。

　　有部分相关学者和专家将这一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服务业不发达，不能有效吸收城市多余劳动力。但如果将问题进一步推演，为何城市不能形成发达的第三产业？这可能与我国国际领先产业发展不足有关。

　　对照发达国家的历史，如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化率已达50%以上，且当时美国工业产业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劳动力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促进城市服务业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大中型城市的快速发展格局。而目前国内大量农民工进城却并未形成类似的效果。

　　事实上，当时在美国大量发展的钢铁、汽车、造船、矿产等产业属于那个时代的“领先制造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支撑了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些产业已经“沦为”发达国家淘汰的夕阳产业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落后制造业”只能带来低工资，很难真正推动本地服务业的持续发展。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六七十年代之后，许多原来以采矿和基础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快速衰落，而加利福尼亚等新兴的高科技制造业中心却快速崛起。

　　这一分析表明，城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升级，而服务业却依赖于领先产业的发展，最终一国经济的发展核心推动力仍在于能带来超额利润的先进制造业。当然这里所指的先进制造业并非局限于新兴产业，主要是指在该行业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具有核心知识产权，能带来超级利润的行业领军者。

　　从城市化与领先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领先工业化”程度并不很高。相应的依附于这些制造业的服务业也不会很强，最终带来的城市化效应并不会很突出，这与目前国内农民工不愿持续呆在城市的现状是相吻合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通过结构改革，强化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简单地推出强化城市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政策很难获得持续稳定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