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对美日欧发达国家悲观 中国不会崩溃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主办的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高峰论坛将于11月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时局与前瞻：变革中的抉择”。　

　　林毅夫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对美日欧发达国家悲观，中国在2013年不会崩溃。

　　以下是发言实录：

　　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这也为什么我用全球经济大衰退作为主标题的第一点。现在国际上关注的焦点是欧债危机，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能不能及时从欧洲中央银行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短期的援助来解决他的债务。但是我知道这些南欧国家不进行能够提高生产力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任何短期的援助措施就像吃止痛药一样，能够缓解一段时间，但是三个月、六个月，顶多九个月以后，同样的问题会再来，而且来的时候严重的程度可能比上一轮严重程度还高。对于结构性改革非常必要，这是发生危机的国家跟国际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是有共识的。但是，结构性改革在南欧国家目前的状况之下非常难推行，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这样的措施固然在中长期能够增加这些经济体的竞争力，以及提高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是这些措施短期都会减少需求，减少消费，降低经济增长率，然后增加失业率。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失业率已经是非常高了，像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3%，而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再要他们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失业率更是增加，肯定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跟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因此，就造成了大家知道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之下，结构性改革非常难推动。

　　这个措施目前在两个国家是不可行的，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货币，因此没有办法靠货币贬值来给他们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当然欧元是可以货币贬值的，靠货币贬值可以增加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的限制条件是日本、美国同样有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家也在讲美国需要结构性改革，可是由于同样的理由，美国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日本从1991年爆发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破灭以后，大家也在讲日本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加他整体的竞争力，但是日本过去22年来一直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日本、欧洲他们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产品是在国际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产品，如果欧元区要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去增加他的出口竞争力，拿走的就会是美国的市场、日本的市场，就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日本的失业率，而美国和日本失业率高起的状况之下，如果欧元区货币贬值必然引发美国、日本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方式来对冲，这实际就是过去几个月。

　　当欧洲中央银行采取数量宽松政策，宣布无限制的购买这些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债的时候，美国马上宣布QE3，日本同样马上宣布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判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发达国家国内经济性改革推行不下去，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高起，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政府的债务急剧增加。1991政府积累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60%，在OECD国家是属于最好状况国家的之一，但是在过去22年疲软的经济增长跟高起的失业率，日本现在积累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GDP的230%。同样的情形，美国、欧洲他们现在普遍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超过100%，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走不出去，他们政府的财务也会像日本那样不断的迅速的积累。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之下，中国的经济从2011年年初到现在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也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出现的情形。因此在国际上畅通中国，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此起彼伏，推断中国在2013年会出现崩溃，在国际市场上这种论断还相当有声音，相当有影响的。

　　但是我认为中国不会像国外经济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的，就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多的，很多投资项目是不少的。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首善之区，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这在东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情形。还有环境的改造、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这些都是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是非常好，政府的负债加上过去这四年地方投资平台十万亿元的贷款，加起来也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在各个国家当中，这种政府的财务状况是属于非常好的，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很好的条件。不仅是政府有钱，我们的民间储蓄也非常高，再加上还有三万亿美元的储备，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都有足够的资金。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的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更重要的，我觉得中国还要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知道在媒体上在学界内引起了一些争议，所以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