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移民造假 中国纸上能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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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和悉尼的唐人街，我都见到过一些“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年入境时居然手持商务签证，以老板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去海外考察商务、准备投资的，结果到了那里把西装一脱，就钻进了唐人街的迷踪般的小巷，变身为厨房里的打杂和工厂里的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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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的旧唐人街，有一座传统的牌坊，上写四个大字：“孟欧之风”。

　　没有点传统文化的底子，还真不好懂这四个字的含义。“孟”是指的孟子的母亲，而“欧”则指的是欧阳修的母亲，这两位与陶侃、岳飞的母亲，合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贤母，说他们教子有方。

　　“孟欧之风”下有另一块匾额，解释了悬挂此匾是为了表彰洪耀宗律师之母“训诲”有方，落款是“罗省中华会馆”，时间是“民国廿七年”（1938）。

　　洪耀宗(You Chung Hong)律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执业律师，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推翻1882年排华法案的法律战中，立功厥伟。在洛杉矶旧唐人街里，还保存着他的办公楼，成为一道景观。

　　2005年，这位律师的后人，将其保留的70多箱档案，捐献给了洛杉矶的杭亭顿图书馆（The Huntington Library），其中有大量的“纸生仔”（Paper Son）档案，令华人移民造假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大量的中文媒体，均将此解读为华人在“排华法案”下遭遇“悲惨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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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中，大火焚毁了市政厅的档案，包括所有的出生记录（all birth records）。一些精明的华人们立即从中看到了机会，他们宣称自己在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前出生在美国，因此拥有美国国籍。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认可。这群人在获得了美国国籍后，随即要求将妻儿从中国移民美国。

　　在此之前，根据1882年的排华法案，除学者、外交官和商人外，任何华人不得进入美国；已在美国尚未入籍的华人，也不准许加入美籍。这令上万在美淘金或修建铁路的华工，为了抱住美国的饭碗，不敢离美回乡，否则无法再返回美国。

　　一把大火烧出了好机会，解放了数千名有头脑的华工。随后，一些中介纷纷介入，为那些想要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和想要赚些快钱的在美华人牵线搭桥，伪造文件，虚构父子关系。那些以“儿子”名字最后获准移民的人，就被称为“纸生仔”。1910年至1940年间，约有17.5万华人进入美国，其中80%至90%是“纸生仔”。

　　为了应对美国移民官的盘查，“纸生仔”必须将那个纸面上的“父亲”的家庭情况牢牢记住。这其中，自然不乏荒诞的故事。媒体曾经报道，据“美洲各地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总会联谊会”的秘书长自陈，他与父亲、大哥都是“纸生仔”，而父亲与大哥居然还成了纸面上的“亲兄弟”。

　　美国政府为了破获“纸生仔”移民网，在唐人街与华人们玩起了持久战，但在抱团的华人面前，成效并不大。不过，在美国政府的高压下，那些“纸生仔”为免落下把柄，只能长期在假面具下生活。直到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招认法案”，对“纸生仔”实行坦白从宽政策，只要承认，就可免除被遣返。大多数“纸生仔”才撕下面具，回归正常的生活。而此时，离“纸生仔”的出现已经半个多世纪，纸面上的儿子们又有了孙子甚至重孙子。

　　吊诡的是，这一完全基于主动造假的“纸生仔”事件，虽然被美国主流社会称为“丑闻”（Paper Son Scandal），而在中文媒体的笔下，却往往被解读为排华法案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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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中伪造假文件，当然不是中国人的特产，但中国人却可能最为擅长此道。

　　翻开美加澳新四大主要移民国的中文报纸，很容易就能看到移民律师们在教授读者如何申请各种各样的“难民”。而参与某些政治团体的抗议示威活动，也往往成为证明自己受“迫害”或即将受“迫害”的证据之一。

　　我在澳洲亲眼所见，那些因某次政治事件而获得特别绿卡的人中，大多数其实对政治毫无兴趣，其所宣称的理念更是无非台词而已。当年，他们所谓的抗议示威，就是在中国使领馆门口缠上头巾、举着大旗，拍照留影，然后扔下这些道具继续去打工。当然，照片是要保存好并提交给移民部，以便证明自己即将遭受迫害。这些早已成为澳洲公民的人，会向我津津乐道自己当年的“聪明”，并嘲笑“鬼佬”们那愚蠢的善良和轻信。

　　在悉尼，我也亲见某位同胞用最快的速度加入一家教会，接受洗礼后转身就向澳洲政府申请难民绿卡，理由是他作为教徒在中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被澳洲政府拒绝后还对簿公堂，胡搅蛮缠，令教会及一众教友们都极为难堪。

　　而最令我感慨的是，在悉尼我所接触的很多出租车司机，对那些总在示威抗议的华人，往往很不屑，认为他们是在为绿卡而奋斗。而我在作为移民律师时，也曾听移民部的前官员私下抱怨：华人太聪明了，我们只要给某种人批准一个政治难民签证，那些在等待的成千上万人就都会变成这种人的，并且提供一大堆证据，真假根本难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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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美加澳新哪一国，无论是留学、移民还是商务签证，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基本都被当作是风险最高的人群。

　　在澳洲的留学签证条例中，为不同的国家明确设置了1-5级风险评估等级（Student Visa Assessment Levels），来自中国的学生常年被列入风险极高的第4级（最高的第5级基本未用）。直到今年才进行了大幅度的降低，但在六类学生签证中，依然有两类是4级风险、三类是3级风险，只有入学难度最大的“研究生研究”类别（postgraduate research）是最低的1级风险。与此相对应，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学生签证，六类类别均为最低风险1级。

　　据有关从业人员透露，中国学生之所以“风险”高，一是学历造假多，二是家庭情况造假多，三是家庭收入造假多。

　　翻看各地的中文报，时有关于使用假材料而导致签证被拒或取消的案例。加拿大移民部长今年透露，2010年在广州和福建接获的担保配偶移民申请，有五成被退回，其中多对“配偶”的结婚、生活照片，都是同一个背景或一模一样的家具(《加拿大都市报》)。加拿大移民部甚至还专门配置了防范假文件的“移民操守专员”，以退休警务人员为主。而在澳大利亚，对于配偶移民的交叉面试审核也不断强化，提问的问题包罗万象，甚至包括卧室内的家具摆设细节及配偶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

　　至于商业投资移民，中国申请者的难度更是超过其它国家。最为典型的，就是申请澳洲商业移民的中国企业家，其企业必须经过特别的财务审核，而早年，中国本土的会计师报表还是被认可的。

　　在纽约和悉尼的唐人街，我都见到过一些“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年入境时居然手持商务签证，以老板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去海外考察商务、准备投资的，结果到了那里把西装一脱，就钻进了唐人街的迷踪般的小巷，变身为厨房里的打杂和工厂里的小工。

　　中国人如此能屈能伸，“鬼佬”们想不目瞪口呆都难，只是，我们还能将这些解读为西方制度的“万恶”造成的吗？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本文系“《穿越美利坚》”之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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