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晨星 敦煌报道
西北本缺水,这是自然条件。但西部大开发,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在必行。
水资源紧缺怎么解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剖析下水量的分配。
敦煌的灌溉面积从上世纪50年代的13万亩已扩展到2011年的44万亩,游客狂增到年200万人次,还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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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展的工业。敦煌区域水资源总量为4.48亿立方米,全市总用水量4.5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4.16亿立方米,是绝对的大头。
由于超采地下水以弥补发展需要,近20年来,敦煌沙化面积扩大了20平方公里。
2006年,敦煌最主要的河流,发源于
祁连山、年径流量3亿立方米的党河甚至一度断流,范长江先生曾记述“泉深十数丈,终年不涸”的月牙泉几近消失。当时媒体惊呼“敦煌不能重演楼兰悲剧”。
修建大型水利设施来应对水资源紧缺,几乎是西北地区共同的选择。
2011年11月,投资47亿的敦煌水资源利用项目启动,其中,引哈尔腾河水入党河的引哈济党为核心工程。计划从年径流量3亿立方米左右的哈尔腾河,向党河引水1.2亿立方米,补给敦煌。
从哈尔腾河向党河调入三分之一以上的水量,会对哈尔腾河流域的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不得而知,而哈尔腾河流域一刻都不曾停止荒漠化的脚步。
调水保敦煌是目前必然的选择。没有水,就没有绿洲,沙漠将轻易吞没莫高窟,也就没有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一切。
但调水之下,至少要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作为用水占比奇高的农业灌溉面积,在西北能否适当减量。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农业区,在农耕文明时代,它对当地的繁衍生息发展起决定作用。但在现代,它既非中国的商品粮基地,也非某个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适当减少灌溉耕地无关大局。
当然,这也附带两个因素,一个是城市化进程,能否消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进城农民的就业 ;另一个是生态移民的财政支出成本。
去年,在近张掖的内蒙阿拉善盟做气候变化考察时发现,有个村落本因退牧还草而从贺兰山上迁至,牧民转农民,耕种玉米等作物,耕地紧邻步步紧逼的腾格里沙漠。当地作物灌溉几乎完全靠地下水,而打井要到地下150处才有水,即便如此,按测量,当地的地下水也只够用30年,而这土地上的产出并不能维持生计。那为何还要耕种,答曰,如果全部转移至城市,当地政府无法支付成本。
但如果要算算长期生态账的话,估计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腾格里沙漠是北京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中国因粮食安全的考量,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但中国地区差异,自然条件差异又极大,一以统之的制度安排需要因地制宜的调整。
二是,缺水就调水,本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几乎成了各地较为普遍的大工程投资项目。而尤为关键的是,调水量的多少,似乎并无标准。
一些水利专家提出,调水量不宜超出径流量的20%,否则对流域生态将带来灾难。地下水和地表水需要联合调度,还要规定水权拥有者的年引水量、引水速度、引水季节、引水方式、引水口位置、使用目的、使用地点,但这些细处现在并无谨慎考量。
三是,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水农业命题。在中国,即使在北京这样缺水的特大城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比例极低,西北地区亦是如此。
节水滴灌在西北一些地区开始推行,敦煌也有莫高镇万亩节水示范园区,但杯水车薪,未有大规模推广,这也与滴灌成本有关。
总之,西北地区的“调水”,首要因素要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避免沙漠“握手”连片,如果城不复存,何谈发展。
作者:陈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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