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国务院参事。现为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作为主要研究财政税收及金融证券理论与实务的专家,他深入浅出的讲解、独具智慧的论点,博得财税界专家的高度认可。曾出版《税收理论研究》、《中国税制》、《纳税检查》、《证券业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创业板市场》《中国现行税制》、《财政金融学》等十多部学术著作【以下文字由刘恒先生本人授权发布】
十八大口号“感召”收入改革分配改革
十八大核心口号是两个翻番:第一是居民收入翻番;第二是GDP翻番。个人理解,居民收入翻番是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让我想起6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60-70年,争取十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结果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使日本这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无论是拉动内需、还是促进外贸,整个经济走入快速发展轨道佳境。而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很快,百姓所得到的实惠却远远低于创造GDP的发展水平。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尚未形成。因此十八大提出收入翻番属于核心内容,而GDP翻番是为收入翻番服务的。二者的关系需摆正。
第二个难题是,垄断企业和一般企业之间收入差异、公务员工资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异、企业内部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异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是目前我们解决居民收入增长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各种利益的诉求怎么摆正关系,这个难题怎么破解?
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初次分配,中央提出初次分配既重效益又重公理,我们理解还是应该效益优先,因为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在维持劳动基础上还是要突出它的特点。但是,再分配一定要凸显它的公平。二次分配、再分配的财政税收调整是有关系的,财税体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调整有两种手段:第一,要通过公共财政的使用,要让政府的惠民政策照亮每个角落,比如说低保、社会保险,机制体制要健全。第二,要通过税收,把高收入的人或者企业,让他们拿出更多的收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本轮改革的特点就是在投资领域当中应该允许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十八大”提的很清楚,目前我们要实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从现在每年保持经济增长7%,这7%的经济增长靠谁?应该说主要靠企业、靠微观主体,所以搞活微观主体是整个政策取向的核心点,围绕这点要给企业降税,政府在分配过程当中要给企业更大的活力,这个应该是核心的问题。营改增也好、其它的税收调整也好,都是围绕它去服务的。再来看近期油品消费税的增加——首先要问的是,油品消费税调整是不是会导致油价上涨?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决定油价有很多因素,比如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水平。因此对个人的影响有限。
我讲这个例子只是为了阐明在类似于油品消费税这样的财税体制目的是什么,作为企业,应该如何看待这场价格革命。我们知道,炼油过程下游一般是亏损大,上游仍是赚钱。因此,它往往是用这个办法变成石油部门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讨价还价的筹码。而症结出在很多石油代用品或者其它非石油所产生的燃料油部门会避税。因此,征税对大型垄断企业没有影响,对小企业就会带来成本影响,垄断企业无形之中实力有所加强。统一的税收机制带来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提醒民营企业要想打破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就要向更多的市场准入方面看。
财政体制拖后腿 中央可逐渐按步骤放开
94年改革为什么比较成功?大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时财税体制是联动的,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矛盾不应该由税制拖后腿,而是应该是由财政体制迎头赶上。90年代改革对中央有利,对地方不太有利,所以地方用土地出让金这种手段取得收入。而如今营改增推行过程当中带来了方式的转变,也引起了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矛盾加剧。目前改革的核心应不在税制,而在于地方财政体制能不能先按照配套去解决。而中央一旦给地方开口子的余地,比如说允许地方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利,中央就应该有步骤的逐渐放开,让地方政府明确发债目标,自负盈亏。
另外,中央有些税收应该给地方一定的弹性、自主权,比如中央规定一个范围,地方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不动。比如像房产税,我们改革目前我觉得办法就不错,上海和重庆之间有差异,这个差异应该是允许的,既然是地方的事情就要他自己去办,总比只给一些框架要好。
另一方面,更主要要解决的是中央目前占大头的这种现象要得以扭转,因为目前实际上财政收入当中的55%以上是归中央财政所有的,但大部分事情是地方去干,因此不统一是个突出矛盾,所以这方面在改革当中我们需要有所突破。
李克强同志一篇文章《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因此要用改革的精神看待这些事情,要用改革的态度去解决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比如说中产阶级的投资环境,另外目前我们的时知识等方面的贡献使我得到充分的尊重,还有就是劳动力的地位是不是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些都决定了整个改革是否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模式。因此,完全通过税收只能是纠偏,而形成的机理不在它,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国家整体改革方案,而不能只关注财税,因为税收如果过分的干预收入分配过程的话,它会扭曲这个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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