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政府自身的改革关系全局

　　匡贤明，历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公共政策所副所长。现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以下文字是匡贤明先生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成为各方对改革的一个共识。但问题在于，改革红利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对现有的体制机制做出重大调整。因此，能否实现改革的突破，成为未来5-10年发展的关键。

　　当前的利益矛盾还有协调余地

　　很多人都说，当前改革面临相当严峻的利益掣肘，改革阻力相当大。能否实现改革突破，仍有待观察。但如果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阻力，就会发现，改革在当时面临的意识形态阻力并不比现在小。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利益矛盾还有协调的余地，可以通过增量改革来得到缓解，而当时意识形态的矛盾，往往很难有调和的余地。

　　但小平同志能够在极左的意识形态中杀出一条血路，并且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无疑，他找准了改革的突破口。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最英明的地方，不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强力推进改革，而是他有效地把握了城乡居民要求摆脱贫穷的基本需求，尊重基层为了摆脱贫穷而自发形成的一些创新，并且把这些创新提高到国家层面，在全国推开。

　　1978年，全国2.5亿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低于100元的贫困线，农村贫困率高达30.7%；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吃好穿暖成为最普遍的社会需求。任何美好的远景，都需要尽快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点。小平同志正是抓住了这个社会需求，推进了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刚出现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小平同志看到了这项改革在解决吃饭问题上的重要性，决定“允许试试看”。而就是这个试试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

　　回顾小平同志在重大改革政策的一些决策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红利的获得、重大改革的突破，有很多因素，但至少取决于几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对社会需求的基本把握；第二，对基层创新的尊重，尤其是对基层自发市场化改革的尊重；第三，因势利导的顶层设计与全国范围的推广。

　　提防左右激进主义使改革超出社会承受力

　　中国的发展前景判断与改革突破口的选择，需要建立在对社会需求判断的基础上；只有客观判断中国社会需求变化的基本趋势，才能准确把握战略机遇。

　　应当说，经过改革开放34年高速增长后，中国面临多方面的变化。一是发展环境的变化，内外发展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初，与1992年与2002年相比，都有明显变化。二是30余年发展已经改变了社会需求结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与人的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发展型需求全面增长。过去几年，社会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方面的需求全面增长，使得这些领域的矛盾与问题全面增加。诸如此类的变化还相当多，不一一列举。

　　现在关键的是如何判断社会需求变化的基本趋势，并且适应这个趋势推进相应的改革。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真正的战略机遇之所在。

　　从现实情况看，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进入到消费快速释放的关键时期。未来5-10年，中国将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初步估测到2020年将达到45-5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这个消费潜力的释放，不仅可以替代投资，成为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可以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需求。因此，可以说，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既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挑战，又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这就需要把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的战略重点，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小平同志把握社会需求、推进改革的重要经验告诉我们，把握社会需求最容易取得改革。如果我们对消费潜力释放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未来几年中国改革的重点，恐怕既要防止改革的倒退使传统发展方式进一步固化，又要防止萧功秦所说的左右激进主义使改革超出社会承受力。

　　从目前的形势看，改革有几个大的思路与主张：一是以政治改革为重点；二是以破除利益格局为重点；三是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为重点。这些思路都有其合理性所在，但从中国社会需求与发展趋势看，恐怕以释放消费为重点的思路比较切实可行。

　　政府自身的改革关系全局

　　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趋势，推进以释放消费为重点的转型与改革，具有现实合理性，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容易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了这个目标，就能够充分挖掘基层的实践，并且上升到国家层面，形成顶层设计。

　　而这，就要从供给端、需求端和基础端看：

　　在供给端，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活力以及市场有效性。市场有效性就体现在，投资更多是以社会资本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政府投资的形式存在；投资更多地与社会需求相匹配，加大社会需要的消费的供给。例如，尽快放开服务业，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以缓解学位难、床位难等问题。这不是说不需要重化工业投资，而且是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扩大投资的同时防止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在需求端，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可以选择的突破口。例如，第一，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真正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其中，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核心；第二，按十八大的要求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社会消费预期；第三，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政改革，改变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的格局。

　　在基础端，改革的重点恐怕就是政府自身改革。这一点恐怕越来越关系全局。比如，能否真正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开，把政府不合理的行政支出全面降下来；能否有效理顺政府职能，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能否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构建收入分配调节的基础制度。

　　消费供给不断增加，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改善，潜在的消费需求将得到有效释放。通过这个释放，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7-8%的中速增长，社会建设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并为进一步推进全面的政治改革奠定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