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1月29日
地点:中国大饭店
内容:
苏琦:一年财经夜话,房地产都是最受人关注的。但是说实话清洁能源我认为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方向,所以是很有意义的一场论坛,虽然它也很专业。我尽量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把这场专业的论坛做得生动有趣一些。
接下来我大致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
吴昌华老师,是气候组织大中华区的。
王勇先生,来自汉能集团。
李俊峰老师,他的组织名字特别长,你们对一下就行。
梅德文先生,是北京环交所子总裁。
王文静老师,来自中科院的老师。
拉斯·斯托德,来自外国的友人。
接下来我们每个人发5分钟的时间,我们对清洁能源这个行业的理解,我想听到这个行业面临的困境,问题,或者吴老师认为很有前景的,都可以展望一下。
吴昌华:非常感谢主持人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作为一个NGO的角度,清洁能源是非常关键的解决方案,从气候组织来讲,我们一直看好清洁能源,因为这是世界的未来,必须发展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一些领军企业一直在合作,今天上午很多人也参加了,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汉能,正式宣布他今天(英语)的产能,同时我们也正是启动了一个清洁能源的替代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技术在今天新能源的技术是存在的,技术手段是有了,如果政策的激励能够到位,能够有效地驱动技术不断地创新,同时有效带动资本投入到我们所希望的清洁能源的运用当中,把市场带动起来,我们相信汉能的李主席所提到的2030年,全球的清洁能源实现55%,不是一个梦想,应该是一个现实。
当然清洁能源不仅仅是太阳能,还有其他的,包括风能,生物质能等等,可能太阳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会多一些,而且越来越多,再加上其他的可再生能源,2035年新能源不光是太阳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今天提出这样一个愿望和理想,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很多,首先是环境,今天面临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地球未来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的威胁,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第二,技术一直在不断地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国际社会在一些政策方面,能够及时地提出一些有利的支持。
今天上午也谈到双反的问题,中国尤其太阳能行业,新能源产业面临了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今天已经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坚信解决全球的未来问题,希望国际社会,尤其从政府角度,企业角度,一起携手把这个问题来解决,我相信有解决方案的。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虽然今天金融危机,令人振奋的一点,即使在过去几年金融危机的状况之下,如果看全球资本的流动投入上,流向新能源的资本还是快速增加的,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更有效的政府激励,政策到位的话,企业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我相信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资本能够到位,清洁能源能够在本世纪中能够成为全球能源的主要的来源,到那时候我相信还再开这种会的话,我们谈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远景,会是完全不同的。谢谢。
苏琦:接下来王总,吴总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就是政策,您从企业的角度多跟我们谈一谈,现在我们的政策有哪些不足?政府应该多做点什么?少做点什么?
王勇:刚才主持人提到今天晚上来的嘉宾比较多,可能也是最近光伏成了一个热点,大家都比较关注。
汉能集团一直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发展,到现在有20年的历史。实际上汉能默默在做清洁能源,在为地球的环保作贡献,已经做了将近20年。
我们也是这两年开始大规模进入光伏,进入太阳能这个行业。最近在光伏这个行业也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也是热点,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些困难,一些困境,这个行业目前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挑战来自于首先是低端产能的重复建设,规模太大,超出了市场的增长率,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其次是欧美的双反,又起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我想挑战本身也蕴藏了很多的机会和机遇,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由于目前所处的困难和困境,由于美国的双反,更使得我们要修炼内功,怎么样能够转变,能从困境里走出来,首先我们要提升技术,我们企业能够做的,最主要的首先要技术做好,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通过提高我们产品的更新换代,不要再重复建设低水平的产品,要有新产品出来。
所以汉能在这两年开始大规模的投入,原因首先它是一种高技术,是一种替代,是第二代的光伏产品,所以我们认为汉能是有责任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汉能一直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发展。但是在光伏行业,我们很多年一直在用金龟子,但是对于汉能来说,希望能够用真正的清洁的建设,所以我们大规模投入到清洁能源,这些方面确实需要很多技术的提升,汉能在这几年不断地在充实和加强研发力量,同时我们在欧洲和美国,大规模地收购技术公司,最近这一年,我们连续收购了几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技术公司。
所以汉能是在行业低谷时期采取技术扩张的方式,以很低的成本,很低的价格,收购了国际上最优秀的,最好的技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为国家的作贡献,怎么样走出困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机遇。
第二个机遇是资本,这个行业需要资本去推动,需要资本在技术方面给予持续的,不断的大规模的投入,来提升技术水平,提升转化率,降低成本,只有不断生产更好的产品,你才能有竞争力,清洁能源才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我们企业角度来说,我们要做好这两件事,这是我们的机遇。
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特别是目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在出手,最近不断地连续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国家电网公司也不断在出台一些政策,这一点让我们光伏行业非常欣慰,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也是看到了更多的光明。
当然更进一步这些措施还要深化,不断细化,在执行和落实当中,还有很多困难要走,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相关的主管部门,包括一些审批部门,像发改委等等这样的部门,能针对于大规模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应用这一点,可能要更多地出台连续的政策,否则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起不来的,光是电网公司表态恐怕也是不够的。
过去一直把光伏电站作为基础设施,要求审批,这种审批也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增加了很多的时间,政策出来以后据说到现在还没有批一家分布式能源的电站,因为有很多章需要盖。所以这方面政府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些也是我们光伏类企业,我们做清洁能源企业所期盼的,政府在这方面能够给予更多的具体的措施。谢谢。
苏琦:也有一种声音政策已经不少了,作为新兴产业,各地方政府前几年特别的积极,一开始搞风电的时候,不少推出风电计划,搞太阳能又太阳能之都,光谷,过了一段时间赔钱了,企业已经享受了很多优惠政策了,觉得开始赔钱了,还是想要政策。除了您刚才说的自身能力的提高之外,对市场如何进行规范,我们想听一下李俊峰老师的意见,对企业的一些做法让他们反省一下,政府方面有什么不足,您也可以提出来。
李俊峰:我一直这样说,对新能源产业,我从工作开始就关注新能源,一直到退休,不能说用毕生的精力来关注它。我每次都会这么说,它比较热,比较火的时候,我就泼冷水,在它冷的时候我就加把火。
十年前把新能源作为一个金融界,媒体也好,政界也好,每次都在表扬它,现在是天天骂它。我特别欣赏吴国兴(音)的一句话,你不要骂马英九了,他本来是好孩子,都被你骂傻了。
通过十年的发展,我们要肯定它,它做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要一起总结。它证明了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是可以规模化发展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一直在做规划,2002年我做规划的时候,到2005年才出来,又一次修改,到2007年才出来,当时我们说风力发电到2020年中国搞3000万千瓦的风电,现在怎么样,我们两年可以搞3000万千瓦的风电,去年投入1800万的风电。
今年光国网一年收购的风力发电就超过一千亿千瓦,去年我们的核电发了不到9亿千瓦,核电我们搞了50年了,风电搞了5年多一点,搞一千亿千瓦,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现在装两亿千瓦一点问题没有。
我2004年写过一本书,《风力事在中国》,当时我写那本书的时候也自嘲,我说一句话,风电是丹麦人搞的,我说全当讲一次童话吧,不敢说是真的。
到现在说2020年,风力发电占全球发电的12%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国家规划也是这样说,希望风力发电在我们的发电量里面占到相当高的比例。我们现在提5000万千瓦,上亿千瓦,它进步了,证明是可行的。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既不出在政策上,也不在市场上,是我们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太进攻尽力了,它本来是一个小孩,14、5岁,马上就让他一下做20来岁,成年人的事,就把他累趴下了,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赚钱的机器,这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间也有失误,我们使得这个行业过分地赚钱。05年上市没几天,纽约时报就采访我,因为05年的年底,上德上市(音),06年就评为风云人物,我说一夜暴富的行业就是不正常的,有暴富就是暴利,这就是不正常的。现在的问题也不在政策,也不在市场,我们每年的光伏增长还是3、40%,4、50%的增长,我们的企业为了竞争,为了获得市场份额,宁可低价销售,亏本销售。现在第三季度财报都出来了,所有的企业都是亏损的,谁让你亏损卖了?没有,这就是我们企业应该反思的,不是政府应该反思的。
王勇说了,我们需要扩大市场,仅仅市场是不够的,你要你的行业赚钱,你投资干什么,我们都这样做下去,没有一家赔钱还总干下去,但是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赔本卖,都是被逼的,都这么说。
我们要让产能和市场相适应,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办法,这个行业还要苦一阵。我就说两句话,发展的方向是对的,问题也存在,但是问题是大家回到正常的理性的发展轨道上来,这个行业还是大有前途的。
苏琦:谢谢李老师的肺腑之言。
接下来请梅总讲一下,讲到清洁能源市场,大家直接就奔到资本市场去了,其实在国外来说,对于清洁能源发展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就是碳交易市场,但是这几年总是感觉雷声大雨点小。梅总可能最有发言权,如何使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更好地做起来。
梅德文:我主要说三点,第一,中国的能源消费,能源消耗面临的情况。
我们中国目前一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将近35亿吨,李主任是专家,讲了很多,34.8亿吨,这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中国的GDP是47万亿人民币,只占全球的10%,能耗却占全球的20%左右,这样一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我们国家能源效率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同时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20%,超过美国将近30%,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讲,中国可能更多要发展新能源,因为我们中国的碳交易总量已经超过了将近全球四分之一,25%,所以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又是最大的能源国家。但是我们的GDP只占全球的10%。
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还有一个背景,全世界从历史来看,只有在人均GDP4到5万亿美元的时候,才能达到排放的峰值,即使到这个时候,峰值还在增长,我们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促进民生,一方面我们要减少排放,所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就很少了。我们只能够选择像王总投资的这些行业,太阳能啊,风能这些新能源行业。
第三点,不管从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环境约束压力等等要素之下,我们要选择新能源,如何能够更有效率,更加有持续性发展新能源的,我们可能要做这种安排,这种选择,这种创新,这种设计,李总讲的这些年对新能源发展的一些历程,财政政策,包括补贴等等这些政策,还有新的政策可供选择,就是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是继传统的债券融资,我们叫贷款,发债,这些融资体系之后,包括企业上市,股权融资,包括PE之外,第三类的融资方式,就是碳排放。碳金融给新能源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融资工具,融资平台,至于它目前能够提供的量,规模,速度能够有多大,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以欧盟为例,2006年,德国风电装机总量有大幅度的扩大,新增的规模很大。以中国为例,比如说我们自从做了CDMA项目以后,我们中国CDMA项目已经注册的超过了全球的将近52%,就是2600,截止到这个月,应该是超过了全球CDMA项目注册的52%,2600个。
在这些项目之中,有将近84%是新能源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特别是很多是风电项目。这些为中国风电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便是今年,我们中国风电装机总量仍然是稳居世界第一,增量超过了全球新增风电装机总量的45%以上。
除了贷款,除了上市,除了发债之外,我们认为应该还是有一些碳市场,碳金融的贡献。比如说CDMA的贡献,我想我们中国应该还是抓紧建设中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建设自己的碳基金,建设自己的碳金融。中国的碳市场,中国的碳金融,中国的低碳发展,除了来自于基层的,来自于地方的创新,试点示范实验之外,也需要来自上层的,来自于更加宏观的顶层设计,这一点我们吴总做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因此我们认为碳交易市场,碳金融市场,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它能够更好地促进新能源产业的价值发现,成本劲敌,风险规避。
苏琦:接下来请教王老师一个问题,作为不是特别内行的清洁能源,脑子里图景不是特别清晰,在您看来抑制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要瓶颈是哪个环节?
王文静: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我再说我两个观点。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电池,我是搞了十几年的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和产业化促进,现在来讲,太阳电池上网这件事本身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技术障碍,因为在欧洲,美国,包括中国在很多地方也都做了上网,所以没有技术障碍。我认为现在中国之所以比较困难,或者有一些乱象,可能主要由于政策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不仅牵扯到局部利益,也牵扯到我们国家电网管理,电网公司的一家独大这种体制所造成的,从技术层面我认为没有任何困难。这是回答主持人提的问题。
另外我再讲两个观点,我搞了十几年光伏技术和产业,最近这一两年里面,我耳朵里听的最多的是两个词,第一个是双反,第二个是产能过剩,尤其是今年,这两个词只要在光伏产业的会议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这两个是最常听的两个词。
第一就是双反问题,先是美国双反,第二欧洲又在双反,这个双反我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光伏产业,制造业,在技术,在制造水平,以及在成本上优于欧美的制造业,所以挤垮来美国的光伏产业,也挤垮了欧洲的厂商,所以才双反。他们都列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未来的战略产业,不能不但要保护现在的劳动力,也要保护他们将来的发展。
中国的双反是因为中国的领先,才造成双反的深层次的原因,这是第一的。我们没有听说过CPU双反了,比如说我们的平板电脑,你受到双反了吗?我们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双反,欧洲的皮鞋,美国的轮胎,真正在高科技制造业中,中国受到欧洲和美国双反的例子不多。光伏产业是一个例子,这个产业链,光伏的制造技术,水平,成本控制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高技术,在高技术领域受到欧美的双反,我认为是一种奖赏,是对你的认可,对你在现阶段制造业领先的一种认可。我们应该感谢光伏制造业这些投资人,以及这些技术人员所做的努力。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拿2005年,06年这么高的一个,当时太阳电池的价格是25块钱,26块钱这样一瓦的电,当时在这么高的价格,确实是在制造业有很高的利润可赚,但是实际上在安装制造这边,安装电站这边,上网电站的成本是很高的,这个实际并不利于真正的市场的发展,市场发展要便宜的能源,要老百姓用得起的能源,如果长期制造业有巨额利润的话,对整个光伏产业,对能源替代来讲是不利的。
中国的光伏产业过剩,实际带来了成本,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恶性竞争,但是在合理竞争我认为是必要的,合理的过剩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造成成本的大幅下降。因为现在4块多钱一瓦,如果6块钱一瓦是有钱可赚的。现在它是促进了全球能源替代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光伏产业,以及太阳能发电这个行业的发展。实际我认为从第二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光伏企业是有功于世界的,也有功于中国。如果换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现在并不一定是坏事,当然可能将来在价格上要恢复,从行业来讲是要盈利,如果不盈利的话,谁也不会去做。但是在一定的盈利基础上,不能盈利太高,如果你盈利太高,什么时候才能替代常规能源。适度过剩还是有利的。
最近过剩的产能增长太快,但是市场上还是增长的。今年德国装7、8G,中国也好几个G,安装量是在增长的,欧美和中国人花的钱并没有增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光伏制造业的成本大幅下降,是跟我们中国制造业的介入,以及中国产能过剩有关,但不能说产能过剩就好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来看双反和产能过剩,实际上它还是有两面性的,这就是我说的两点。
苏琦:我想王总觉得特别给力。拉斯·斯托德,(英语)
拉斯·斯托德:我想我还是先从机遇开始吧,我们对于清洁能源的需求已经持续上百年,我们现在对于光伏产业的需求正是这一需要的体现。
我们对于光伏产业什么时候能实现大规模化生产,不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是它总会到来。
现在对于使用光伏产品是许多工业化国家的需求,不只是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样需要新能源的人。
在过去10到15年,我们光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们对于光伏产业的支持,固定电价促进了光伏产业的增长。这是我们推进光伏产业快速发展很好的方法。
在过去的几年,光伏产业一直很稳定。政府的政策定一个恰当的范围是特别重要的,太高的话会有暴力,太低的话企业没有兴趣。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所以在制定政策上是一个很高超的艺术,因为它是一个发展的东西,要看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光伏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它又收市场机制的冲击,特别价格机制的影响,对它的发展是有很多苛刻的要求。
现在我们形势就变得好多了,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样一种想法,现在目前光伏到了一个拼价入网的阶段,电价高你就高,电价低你就低,有了这么一个机制,光伏业往前走就行了,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状况。希望不仅是德国,像中国大的新兴经济体,又是发电装机最大的国家,你们国家一定有更多的太阳能。
现在大家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么认为的,像光伏是最接近用户,自发自用最方便的能源,也减少了很多的消耗,所以它还有很多的优点。
根据光伏技术这么一种特点,政府要做的事情就要督促电网来完善它的系统,因为电网是一个特别复杂,特别庞大的一个系统,别人都不懂,政府的责任就是督促电网改善它的性能,尽可能多地消化太阳能发电,或者吸纳太阳能发电。这是我要说的东西。
吴昌华:听了各位专家的讨论之后有几点想法,老李讲资本,今天也不是第一次讲了,投资界的贪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想两年前突然发现资本主义不好,万恶的源头。
我希望我从更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不觉得在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说政策没有问题,市场没有问题,就是资本的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有问题,因为在一个理想的状况,就是比较有效的机制当中,政府的政策激励应该有效地带动,驱动这个技术的创新,能够有效地带动资本的投入,市场真正有效的良性的循环起来。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状况之下,尤其在太阳能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其实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仅仅把资本在这个行业提出,你是深渊,我不觉得非常非常公平。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学习,其实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目标,技术当然要继续前进,资本很重要,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研究,投融资的角度去研究,所以有这个机会接触了很多投资界的朋友,其实他们也很渺茫。
现在大家感觉投一个输一个,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非常振奋,资本是随这个方向去走的,但是你投下去之后,你把钱砸在里面挣不了钱。在西方的市场化的体制之内,由于相对比较成熟,市场规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在中国市场的状况之下,我们市场还没有那么完善,政府相对比较强大,所以它就造成了一种局面,政府政策说得很好,国际认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好,在解决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问题方面,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重要这个度,中国的决策者目前能够把握好,这不是怪哪个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而造成基本上政府一出什么,大家都上去,然后很快过剩。
我不是把责任怪罪于资本市场,这是一点我想指出的。
第二点,王老师讲的观点我非常认同,我一直在传递一个理念,国际社会应该充分承认中国对全球清洁革命,清洁能源的发展贡献,我们承担了各种各样的责任,受苦受难也好,过剩也好,其实把成本降下来是巨大的贡献,没有这个贡献,真正的规模化,推动全球新能源的规模化应用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没有算一笔账,我们缩短了多少年,这个贡献至少我觉得至少十年,这个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这个贡献如何在国际场合给中国一个认可,能够有效地抵御对我们双反。这个贡献可能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不断地传递,其实很多人已经认可这一点,也不是我们几个人在说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回应一下,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
我非常认同拉斯·斯托德的观点,三个G瓦的产能是有的,技术有了,产品也有了,如果市场不培育起来的话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努力和精力和资源,应该投入到市场的开发当中。
刚才拉斯·斯托德也讲过,传统来讲电力都是大的电力公司去做的东西,这种一般都是政府为主导的,很大,掌握市场的状况。但是就新能源将来规模化运营当中,已经出现的趋势,德国已经是非常好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在中国的前面,其实主要就在于分布式的,它其实不需要大的垄断性的大的发电企业。
你可以想像这是一场根本性的一种变革,原来一个国家可能就几个发电公司在控制着整个能源的供应,现在德国已经出现的几十万个,甚至上百万个发电的企业或者单位,每个店主,每个房子现在都可以发电了,这个东西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现存的体制,如果现存的体制仍然不改,肯定是拖延时间的。希望随着趋势的发展,包括在中国市场上去推动清洁能源的时候,可能要对现存体制的东西提出挑战,要冲击它,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决策者,企业界,包括全社会一起来探索,如果大家一起做这个事情的话,找到共赢的局面,只有这样,清洁能源把世界改变了就时间不远了。
李俊峰:我要澄清一个问题,我们是给全球做出了贡献,别人承认吗?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自己说没用。我是讲一个道理,你平什么亏损,卖给别人,政府补贴,别人还骂你,这事我们特别欢迎,这是件好事情,别人说你不该这么做,我们非要这么做,亏损就卖,还要政府补贴,还要政府出政策,这个道理怎么讲不通关键是这里。
我们企业来说,应该也应该学习正常的东西,正常的贸易,我做企业就是赚钱的,我不是学雷锋,我企业就要赚钱,我要为我的股东负责,为我的股民负责,为我的投资商负责。
国外的金融对企业是有约束的,任何一个投资方这个企业是不盈利的,股东是坚决反对的,你这样我就撤资了。
第二,任何一个政策都需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问题是,在中国大的环境下,中国想把这个事情推起来容易,但是想把它拉回来不容易,我们企业最大的毛病,中国企业都是一个通病,都想做老大,不想共存。其实大家一块赚钱,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企业都想做老大,把所有的企业都杀死。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经营方式,我们能够赚钱,我们不是暴利,但是我们能够微利,过点小日子就可以了,不要每个企业都要做老大,都想做老大,但是最后没有几个能生存下来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没被全球作贡献,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企业怎么来面对的问题,风电,我们1400万千瓦,1700万千瓦,1800万千瓦,我们占全球45%的市场,我们的电价2006年定的到现在没有变,4毛3的风电厂在降速是赚钱的,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够好的吧,但是我们的风机谁赚钱,反正赚钱的不多。这么好的市场,这么好的电价,为什么不赚钱?你凭什么不赚钱?国家有这么好的市场?占全球接近50%了,最好的电价系统,4毛3的电价并不亏,4毛6也不亏,你凭什么卖这么低的价格让所有的股东,所有的股民都赔钱和你玩儿,没道理。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不赚钱,你干这个行业干什么的。
新能源我做了一辈子,我是双手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并且我认为发展的方向是对的,成本降下来,市场扩大的,这都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一个问题,市场扩大了,我们的投资商要不要生存,要不要合理的利润。现在只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是让我们制造业能够恢复元气,能够有合理的利润。我们现在没有一家企业是赚钱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赚钱,这个行业是不可持续的,并非说政策都好,市场都好。不是这个意思。
苏琦:刚才吴老师提到中国的政府是很强大的,我们涉及到清洁能源这块,我们国家的电网也特别强大,别的国家做智能电网的时候更弹性,我们好像搞的叫坚强智能电网,这对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
王文静:这个还不敢说,这个问题很大了,中国的电网本身在有些地区是有一定的余量,在东部地区,在用的比较大的地区,是有以后容余,但是在有些地方可能有些问题,比如偏远地方,输电比较困难。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因为中国是风、阳光分布和工业分布正好是反的,在西部和北部,在风光分布很丰富,但是在东南部工业发达,但是风光分布并不是很好。这样就造成一种矛盾。
但是我认为现在更大的问题,可能还是由于机制,由于电网控制,包括它在管理,还有利益这些东西造成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
王勇:因为我们汉能是一家发电公司,我是一个清洁发电商,我过去做了很多水电,风电,到现在做太阳发电站,实际上电网是我们的客户,而且是第一的,惟一的客户。评价电网这事有点风险,但是还是可以说一说。
在这之前,奥巴马搞了一个智能电网,中国电网公司马上就也搞智能电网,但是我们这个智能电网好像有点变味,叫坚强智能电网。这个坚强智能电网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实际上强化了大一统,电网的全国的大一统,一张网,超高压,若干个超高压长距离的送电,实际上这不是中国电力的发展方向。电力的发展方向最终是要分布式,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电站,这样我们成本更低,没有输送的成本。
我们在西北,在西南弄个电站,这么远送过来,实际上损害了大量的电力,离我们用户端非常遥远。从电力企业来说,我们希望电网的改革一定要提上议事日程,在过去10年,中国电力的改革应该说非常滞后,从02年国务院5号文件出来以后,实际上真正做了改革的,只有厂网分开,实际上其他三项内容还没有开始,特别是输配分开,输电和配电一定要分开,如果形成大量的配电公司,供电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民营化的,都是很多业主来提供的,形成一种竞争,现在大家用的电,谁给我们提供,电网公司,只有一家公司,他是垄断的,没有任何竞争,你不能提出意见,反正你也没什么选择,只有一家,只有一个供应商。如果有很多供电公司,他们之间就会竞争,在服务,在价格,在质量都会竞争,只有形成多个供电商,多个配电商,才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分布式的能源发展。谁给我更好的入网条件,我们每家每户都可以做太阳能电站的拥有者,我们可以送给配电公司,让他给我售电,这样一种能源形式如果实现的话,实际上对我们效率提高就会非常大。
其实这种不是不可实现的,经常电网公司会提到能源安全,电网安全的等等原因,我们看到美国,包括欧洲,实际上是有多个电网公司存在的,包括输电公司就有很多,配电公司更是太多了。就像我们家里要用电话,我们可以选择中国电信,也可以选择铁通一样,也可以选择A,也可以选择B,看谁给我们服务好,如果形成这个,动我们配电的改革,输配分开的实现,对分布式能源的应用会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非常期待在未来五年里面,国网在这方面的改革,能够真正的深入,真正的提上议事日程。
李俊峰:我不反对分布式,但是要有强大的电网的支撑,我批评过政府的领导,我们经常看一本书,看前言完了就发表评论,后面的故事根本就没读董。比如说我们都搞太阳能,下雨了,我们还能过日子吗?我们批评特高压,技术公司的事情,我们媒体,政治家们都要说这个问题。比如说金沙江修水电站,没有特高压我能送到上海去,能用火车拉过来吗?没有特高压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只有让电网去改善服务,提供优质的服务就够了,不要对他技术问题骂半天,我说好孩子是骂傻的。还是要批评式的帮助,让他去改善工作,好多东西我们都要这么讲。
为什么说我们看书看一半,我们经常说美国人提出一个智能电网,美国人的智能电网就是坚强的,美国有一句话,我的智能电网是建立在电力传输的高速公路基础上,基础是什么我不知道,要么就是超导,要么就是特高压,宽宽的输电能力,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分布式做不起来了,一天不刮风了,我的风电没法用,没有太阳了,我的太阳能没法用,美国人叫高速公路,中国人要特高压,反正是差不多的事情。
苏琦: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不是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来批评,我们还是从体制。当然一讲到电力改革的议题特别大,我请教一下吴老师,你不交易就走不出这个死结,您怎么看?
吴昌华:我也没有解决方案。超导分布式电网跟超高压强大的智能电网不是矛盾的,不是我选一的问题。
大家都讲澳大利亚的例子,关键的环节是电表,它双向的,你如果说我只有分布式的就没法双向了,每家每户的电表都是双向的。如果我现在足够了,或者多了,我可以输到电网上去,我不够了,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回来,每年结算一次。它是不矛盾的,它不是就是分布式的,就不能要这个国家电网,不是这个问题。
我从美国回来探索一个项目,就是绿色电力市场。那是90年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为了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也是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从NGO的角度来说,怎么推动市场的发展,就设计了一个项目,模式非常简单,我去创造需求,如果需求方说我就要绿色电力,一种力量对体制的冲击,你就说我怎么满足这个东西,它基本的模式是多少大的企业,当时有10几20个企业加盟,要求这个东西,我购买电力,你要给我证书证明我的电力是绿色的。
当时90年代末,20实际初的时候,当时在中国也探索了半天,到今天这个事仍然没有做起来。但是比起10几年前,可能今天我觉得可行性更大,当时可再生能源,国内的绿色电力市场并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当时真正推动起来障碍是很大的。
但是我想今天随着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发展得这么快,尤其在中国市场,我觉得是可能的。
回到电力市场要去改革,不能完全自上而下的一种,中央说我要怎么改,中国说从国家一级,整个电力市场的改革当中,自上而下,同时要自下而上的模式,大家开放的一种形式,把这些模式都纳入进来,跟这个相关的一点,无论是中国国内,更多是在国际市场上,其实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去看,因为这些都已经实践了,当然每一个案例的发生,都有它的市场和政策,政治环境在那个地方,这些都可以研究。
今天谈到中国电力的市场改革,我希望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研究国际上的案例,能够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事情。如果很多事情明白了,随着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我相信5年,10年以后,中国还是走向比较健康,或者我们愿意看到的现象,电力市场的方向越来越多的支持绿色电力的发展。
王勇:什么事情都不好走太极端,完全计划经济大家不喜欢,百分之百市场经济也不行。我们的电力市场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大家也不喜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电力提供商,他们越竞争我们越喜欢,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市场。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既有计划,就是输电,这是自然垄断的,又有市场,就是配电和供电,这样形成一个计划加市场,很像我们现在的经济,这样才既有安全,又有灵活性,又有好的服务,这可能是我们电力市场未来的发展。
苏琦:(英语)
拉斯·斯托德:我对中国的电网系统和电网体制不怎么了解,我很难对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做一个评论。但是从配电网体制的设计,完善,创新来说,光伏发电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电网体制是根据过去的大型水电,大型核电来设计的,这种体制不太如何光伏分布式电源的。这个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想一夜完成也不可能。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的光伏制造业,我们的电池板,我们的系统集成,导致我们的电力大幅度下降了,我们的电网应该为这个做好准备,我们不能再等5年我们电网去改革,这样会浪费5年的时间,我们希望电网尽快地适应,类似于光伏这样分布式能源的介入。
最后我不得不说双反的事情,当然这个话题很敏感,我说也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还是要说两句话,首先全球包括德国的公司都是特别认可的,中国光伏的介入,使得光伏价格大幅度下降了,这是一个事实。
当然光伏的电池板有系统,有系统集成,有并网,光伏电池板的下降导致我们市场的快速发展,这点应该感谢中国制造业的贡献。
目前现在大幅度的光伏制造业都是晶硅电池(音),但是(英语)电池对半导体物理学的效应会更好一些,应该更值得去关注。当然它并不是一定要推出(英语)电池,到底谁赢谁输还没有一个定论,每一个发展方向都有自己的前途。但是从发展方向来说,觉得(英语)电池应该更有前景,原因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研发投入是最多的。
提问:光伏双反,我本人是战略咨询顾问。这个双反是德国的一家企业在美国首先发起的,德国这家企业10年到11年的销售额降低了3亿美元,但是他在美国的销售额是往上涨的。
我本人是在09年轮胎出口案的时候,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学会和欧美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解决方案,这样能保护自己,也给人家一个双赢的方案。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就开始注意到我,到光伏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光伏产能过剩,我在给商务部的分析中说,中国光伏产能大规模的扩张,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全球光伏装机量飞速上升,欧美政府补贴非常有效果,这是中国的贡献。
但是中国有一条政府补贴,它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而是有地方政府各种问题,使得欧美国家的企业非常不舒服。我说要对德国做出让步,中国所有的资本是补贴制造业,但是在欧美国家是补贴用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欧美国家在外交战略上有一些新探索,中国应该参与。最后应该共同推动公益事业。当大自然惩罚你的时候,只有太阳能能够给人们带来(英语)。美国的光伏产业是要是要大大发展的。
苏琦:感谢你的发言。欢迎大家的参与。
提问:我是来自能源评论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汉能的王总,您是如何看待双反给中国光伏行业带来的影响?您觉得中国应该怎么应对这个情况?
王勇:双反对中国的光伏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给我们雪上加霜,但是也存在很大的机遇。你要应对双反,应对国内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只有技术升级,用新技术来替代旧的技术。
从我们的做法来说,就是大规模投资国模技术,推动中国更新换代。中央也在强调,我们要经济转型,要调结构,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要避免再继续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提高技术,在技术这方面要有资本去推动。
作为汉能以发电为主的公司,我在向上游延伸,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本,通过我们的市场,我们大规模做太阳能电站,通过我们的资本往上游推动,推动技术进步和进行的更新换代。谢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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