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中村变迁的苦与乐

　　11月4日，重阳节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一年一度的“盆菜”宴席在深圳罗湖区湖贝社区上演。虽然1992年后，这里已经“农转非”，但他们依然习惯称呼自己为湖贝村民。

　　在这个不成文的固定节日里，出于恋根本能，原住村民纷纷从深圳、香港甚至荷兰、美国回村。

　　不只是 湖贝村，蔡屋围、水贝、下沙、白石洲等较大村已经在有意识地用盆菜、祭祖等富有民俗气息的本土文化，团聚逐渐疏离的居民，抢救被现代化生活冲淡的村社意识。

　　城市化给原住村民带来了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从种田到收租的富裕，一面是村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以及逐渐淡漠的乡土情怀。

　　79岁的湖贝村老书记张新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感叹，三十年的变化难以想象，农田成为高楼和马路，村民的退休养老有了保障，村集体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村民成了股东，靠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收租分红。

　　但40岁一代的村民也有他们自己的隐忧，随着人口繁衍，出租经济不可持续。同时，土地收归国有后，户口被转为非农业户口，但不是居民户口，这让村民一直有所顾虑。

　　升值的土地

　　湖贝村与周边的水贝、向西村是同宗的张氏家族，500多年前从福建迁至深圳东部，世代繁衍。

　　张新伟说，改革开放前，如今毗邻东门商圈的湖贝村当时还是一片农田。1979年，湖贝村出现了外商投资的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制衣厂、玩具厂等。村里的年轻人开始进厂打工，每个月可以领到60元钱的工资。

　　1982年，湖贝村开起了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湖溪酒店，酒店客房由村里管理，餐饮区引进港资。随着到湖贝做生意的小贩越来越多，1984年，湖贝村建成了当时深圳最大的农产品市场，也就是几十年来一直兴旺不衰的东门市场。

　　外来人口对租房的需求越来越多。张新伟回忆说，1984年时，湖贝新村户户住三层的小洋房，每家还有一个花园。随着租房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拆掉小洋房，建成七八层的楼房。为了增加房屋的面积，小花园也被用来建房，楼间距越来越小，成了城中村里的“握手楼”，很多村民不用去工作，靠收租就能生活。

　　1992年后，湖贝新村成立了两个股份制公司，管理村集体的物业，发展集体经济。1999年，湖贝股份有限公司进军房地产开发，建成湖晖大厦、湖臻大厦、新湖溪大厦等项目，给湖贝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最近，还有一件事让湖贝村民们兴奋。今年9月23日，湖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业主会议以97.07%的同意票为结果，通过对湖贝旧村进行城市更新改造，并确定由华润置地（深圳）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开发主体。

　　这片在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瓦房，消防设施和下水道设施简陋，租给外来务工的人和小商贩居住，杂乱的景象与周围光鲜的高楼大厦极不协调，已到了不改造不行的地步。

　　深圳城中村改造中诞生千万富翁的故事让多数村民都期盼改造，这意味着他们所持物业随着改造将大幅升值。

　　尴尬的户口

　　城镇化也带来了一些苦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因为大片土地被政府征用修建道路、医院以及政府部门，剩下的土地有限也没有被集约利用。湖贝村本来是改革开放最早的村，但却比其他村落后很多。同时，农村集体公司存在缺乏人才的问题，大学生回村没有平台施展。因为缺乏人才,集体经济靠出租经济难有发展的前途。

　　上述村民说，虽然成为靠着土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因为没了土地，也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根本，户口问题一直成为原住民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说，农转非时，他们从农业户口转为了非农业户口，但一直没有成为城市居民。非农业户口与居民户口的待遇并不一样。而且因为农民房没有房产证，村民子女到市一级学校读书很难，要村集体捐钱给学校，才能获得学位。

　　另一位村民说，住在这里几十年，看着城市快速发展，却一直不是深圳的居民，郁闷而且尴尬。几年前深圳公务员考试有户籍要求，儿女们都没有考试资格。

　　由于本身知识文化所限，村民中做生意的并不多，做生意的多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淘金者。

　　上述村民说，很多家庭一家三代靠着一栋农民房收租生活，并非长久之道，从农民到“包租公”，财富来得太快，年轻时没有学到生存技能，年老了发现出租收入不可持续时已经晚了。

　　作者：卢丽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