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推进城镇化需要高质量

　　本报记者 卢铮

　　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是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认为，未来我国城镇化率有望保持每年2%的增速，其关键是要考虑城镇化的推进方式、质量和成本。

　　刘伟指出，2009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而我国2011年实现这一水平，比世界总体水平晚了两年。不考虑户籍因素，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达到51.3%。城镇化率在30%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发展加速期，这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加速相吻合。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城镇化率是14%，大约每年提升一个多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距离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刘伟认为，按照目前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到2020年城镇化保持2%左右的年均提升水平并不令人担忧。

　　“从城镇化推进的方式看，集中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或者推动城市群落来支撑城镇化发展，要根据各地情况加以区别。”刘伟指出，新型城镇化要突出“功能区”概念，如城镇化加快发展地区、生态保护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等，要加强土地规划，根据主体功能区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方式。

　　从城镇化的质量看，刘伟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虽突破50%，但广泛开展“县改区”、“县升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重新界定所导致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质量其实并不高，并未在社会结构、城乡差别、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相应的跨越，尚处在“人口转移型”的初级城镇化过程中。

　　在刘伟看来，城镇化的成本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推动城镇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农业争地的问题，还有城镇化自身建设的生态问题。十八大报告明确了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城镇化发展必须要把生态文明纳入进去，否则付出的成本太大。”

　　刘伟表示，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乏力，这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相对缓慢有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速在18%以上，增长最快，其次是GDP，最慢的是居民收入。这导致国民收入过多集中在政府和企业手里，主要用于投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消费拉动作用降低。

　　居民收入倍增不仅是要提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更要控制居民收入差距。刘伟说，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控制收入差距上都采取了全面系统措施。我国主要收入差距来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指标已经严重超出警戒线。现在三个多农民一年纯收入才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农业人口收入比重与人口比重严重不相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两方面选择：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加快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率，实现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相当，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保证居民收入翻番的根本举措。

　　刘伟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的迁移，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有1亿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进城农民如何界定为城镇人口？在国际上有统一的指标意义，如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定时间以上，在城市居住以就业为目的等。发达国家的户籍制度与我国不同，没有较大的城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差别，他们的城镇化呈现出“结构转换”的特征。而我国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转移，而不是身份转移。未来需要改革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感，提升城镇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