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新战略和中国新安全观 殊途还是同归？

　　[ 西方思维方式的努力与东方思维逻辑的尝试都是为了实现国际社会的真正和谐。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单纯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忽视东方文化是不妥的 ]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一直都在或明或暗的相互影响着对方，在半个多世纪里，双方有过敌视，有过协作，有过激烈碰撞，最终走向了对话。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北约与中国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实现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近日，这样一场对话在同济大学“上演”，不同的是，这次对话的双方是北约总部的三位专家和同济大学的近百名同学。

　　本次“对话”的主题是“北约与中国：新安全观比较”。虽然没有同学对今年“北约扩到中国家门口”的动作加以发问，但面对这样的对话机会，似乎也没有哪位同学打算沉默：“时代的变化促使北约正逐步实践其自身的转型，那么，转型后的北约会把日益强大的中国当作对手吗？”

　　“北约的新战略说北约要转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与政治组织是不是意味着北约将跨出传统防区、走向全球，这岂不是由所谓防御性地区军事同盟向侵略性色彩浓厚的军事政治组织转变吗？如果不是，您如何解释北约突破自卫原则和传统防区限制、先后发动或参与了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

　　显然，同济学子不按常理的发问打乱了北约专家的计划，仓促中北约专家指出，北约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发展，也十分期待和重视能与中国在反恐、反毒品、反海盗等更为广阔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进行对话与合作。至于北约的转型，核心仍是保卫成员国安全，方向将是成为一个北约成员国与全球伙伴国家共同磋商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心。但同时，由于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威胁、网络攻击、能源供应中断和气候变化等带来新的安全挑战，传统“领土防御”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领土防御”必须超越边界。

　　“那么，您所说的新安全挑战是不是北约对自身安全威胁的新认定，这是不是意味着北约将安全的重心由传统军事领域转向为非传统安全领域呢？”一位男同学显然对专家的回答不是十分满意，不等专家话音落下，他即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北约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怎么看？如何评价中国新安全观？”

　　缓过神的北约专家有意放慢语速，他说，现存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并日趋多样化，复杂性和危险性上升。目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恐怖主义和海盗、经济金融、能源资源、环境气候安全问题很严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组织犯罪以及瘟疫等也都是不容忽视的安全威胁，但同时传统威胁依然存在，而这些都是北约战略新概念所关注的。在复杂的安全形势面前，北约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北约国家保持合作。不知道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有没有一些新安全观的信息？

　　北约专家的反问一下让活跃的场面突然“冷”下来，显然，同学们对此毫无准备。此时，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义桅接过话说：“"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发展不平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以及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十分突出。”王义桅表示中国政府主张面对同一个世界，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方式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进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此，北约怎么看，又打算怎么做呢？”王义桅反问道。

　　北约专家对此表示了肯定，并强调北约与中国一样致力于联盟的安全和世界的稳定，并将“集体防御”向“集体安全”的转变，以“危机处理战略”取代“灵活反应战略”来进行实践。同时，北约还将注重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欧洲联盟的合作与交流。

　　面对北约专家的回应，同学们或许会认为北约与中国的安全观尽管有分歧，但也算殊途同归，或许会感叹与北约的威胁相比，中国的处境艰难太大了，或许对北约未来能否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表示质疑。

　　其实，北约各成员国领导人早在里斯本峰会的声明中就明确表示，北约将继续在确保共同防务和安全上扮演独特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面对新的安全威胁，北约将以新的能力、新的伙伴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北约未来不再存在，世界稳定和安全的前景将会“更加不可确定”，北约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团结，决定了它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我们无意对此番言论进行评价，但至少它向我们呈现了西方思维在解决安全问题上的逻辑。西方人出于对权力的思考创建了“北约”，而当权力消退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北约可以作为一种安全制度继续存在。如今，从这样的安全制度中获益的他们则发现，是不是可以通过将这样的制度框架扩大，并用其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向更高的安全共同体层次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安全观从本质上有别于西方，其起点是世界大同的“求一”目标，“大同”既蕴涵了权力与制度的物质主义元素，也包含了社会、精神和文化概念，并非西方式的“进阶”。这是中国式辩证法思维的体现。因此，中式新安全观的出发点是“劝服”，不同于西式的“药方”，它强调的是“感化”而非“医治”。西方针对权力的运用是极为现实的，但较中式“天下归一”的境界而言，则有公开对立、不够和谐的味道。西方的组织原则和制度路径与中国的“和平共处”相比，兼顾的利益太多、太细，显得私利性较重。突出安全共同体并将其扩展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式逻辑类似，但是在对待“异”的问题上则有本质不同。

　　总而言之，在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生态矛盾，社会、政治矛盾和民族、文化矛盾，人类需要新的理论思维予以阐释、回答并提出应对之策。西方思维方式的努力与东方思维逻辑的尝试都是为了实现国际社会的真正和谐。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单纯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忽视东方文化是不妥的，而以东方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思维合理性反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渲染“东方文明中心论”也是不恰当的。实现国际和谐是全人类的事业，需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和谐与包容和殊途同归。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