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养官与养税可让一个国家进入死循环

　　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每月高达1万亿，全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地还纷纷传出征收“过头税”的消息，很多地方甚至透支未来的税收，这种情形使得经济学家们以及部分政府官员在年初有关“结构性减税”、“让企业轻装上阵”的呼声显得极为幼稚可笑。在这里，是不是征了“过头税”且放在一边，让我们通过历史分析将注意力集中在趋势和未来之上。

　　在中国历史上，涉税官员数量的暴增是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和天潢贵胄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暴增，其结果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人民的反抗，重复上演着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喜剧。在中国历史上“官满为患”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为一大包袱。到司马光时代，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要以为这已经是极致了，那就错了，还有更为离谱的史实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深思。历史进展到了南宋，国患日重，原本应该励精图治的朝代，实际却是冗官问题更为严重。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10000多人的文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了24000多个官员，这个朝代的结局可想而知。明朝与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过程，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官员的人数比开国之初增加了5到10倍。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韩忠彦曾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也不过三四十年，官数竟然又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还会导致更多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

　　可能有人会说这些都是皇帝自找的，要是我就裁剪冗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冗官太多，当然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但裁减冗官就要砸掉官员饭碗，遇到官员的抵抗则是不言而喻的。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说白了，就是大骂主持裁减官员的人，而且大家还抄家伙砸了这位改革派的家！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

　　其实，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历代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但成效可谓是极其不彰。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统计，在元朝80年统治期间，罢冗官的举措多达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还是冗员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经放出狠话：“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解释一下，就是皇帝听说官员越裁减越多，真急眼了，声明再碰见装傻的，不听号令，继续增设官员的，一定逮捕而且不会赦免。但这样的威胁其实也没大用，明朝的皇帝不但发起过11次“汰冗官”，而且是搞政治运动，同样毫无收获。

　　官多就要税来养，但税同样要官来养，所以养官、养税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展下去就是一个死循环。表面看官多，实际是环境使然，不改变环境，只是针对“官多”去改，一般用处不大；只有改变环境，做结构性变革，才能真正解决此问题，否则只能是周而复始。

　　税收增长应该适可而止，而改革必须从环境着手，才会真正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