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害死人的限价令

　　1942年，中国河南的人民遇到了“吃的难题”。那年，大旱数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遍地。70年后，冯小刚根据作家刘震云的名作《温故1942》拍了一部电影，取名《1942》，重温了1942年的人间地狱。

　　这部电影还原了当时的惨景，兵荒马乱，无数人倒毙逃荒的路上。其实，原本，很多罹难者原本有机会活下去的，只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加重了灾难，最终上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国民政府救灾不力，反而四处搜刮灾民粮食时，小老百姓既不能指望政府拨下的赈灾粮，也要求不了人家留点活命粮，就指望政府能高抬贵手，放一条生路吧。可遗憾的是，当时的国民地方政府或许是为了脸面，或许是想压低粮价，悍然出台了“粮食限价令”，彻底埋葬了灾民最后一丝希望。

　　粮食限价令加重了灾难

　　中国老百姓可能太本分了，历来讲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讲究“大公无私”，所以，大灾之年，更是无法容忍商人们发“国难财”、“哄抬物价”。直到现在，每当有灾情时，人们还是普遍希望政府出来价格管制——粮食、饮用水、生活必需品不能涨价，颁发一个个限价令，还联合各个部门“联合执法”查处各种“投机倒把”。

　　人们往往还为此叫好，殊不知，这是压垮灾民的“最后一根稻草”。1942年，河南灾区的灾民就用成千上万的生命证明：政府的限价令，百害无一利，简直就是勒杀灾民的“紧箍咒”。

　　以史为证。河南许昌县是死亡最多的，据河南省政府1943年官方统计，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而据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不管是多少，这都是极其惨烈的数字。许昌县之所以尸骨累累，都拜当时县长王桓武太“能干”所致。一方面，他隐瞒灾情，甚至为向上级邀赏升官发财，还自动要求加征粮食，组织征粮队四处搜刮完灾民的活命粮，更恶劣的是，他出台了粮食限价令，并严厉执行，导致灾民根本买不到粮食！

　　据《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记载——“王桓武不仅将粮价压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粮行的存粮，令其按他所定的低价出售。当时许昌周围各县所定粮价均高，而许昌独低，外粮不仅不来，许昌境内仅有的存粮还有私自运出者。因之粮源断绝，粮食奇缺。穷苦人民变卖田产可以得钱，但拿钱却无处买粮。”

　　其实，不单只许昌县如此，河南其它地区虽然没那么严厉，但一样执行了限价令。据当时的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回忆：“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订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

　　是的。限价令，表面上“稳住”了粮价，但事实上，价格管制导致无货可卖，或者干脆没人会卖，还会把粮食运往高价的地区，本地的粮食更少，有钱也买不到。

　　没有一个人命中注定是要被饿死的

　　价格是市场供给需求关系的汇总，是信号。价格高，是因为供不应求，无论你怎么限价都改不了这个事实，甚至，一旦限价，反而扭曲了价格信号，供给会减少，供给关系会更紧张，最终导致管制失败——要么黑市上价格奇高，要么就干脆有钱也买不到。到时候，谁受益？跟当时的国民地方政府官员有关系的人，他们不怕限价令，在黑市上赚大钱——即使从这个角度上说，有他们，也比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强！还有某些黑心的贪官，他们可以“拿鸡毛当令箭”四处查封商人财产，发横财。

　　不但如此，这还造成了“逆向淘汰”——官商勾结的人，有权力庇护，限购令管不了他们，他们囤积奇货垄断卖高价。“淘汰”的是没有关系的普通粮商——限价令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无权无势的小商人不敢跟国民政府对抗，所以不敢运粮进灾区——路途遥远，路上还可能遇到凶残的日军，就算遇不到日军，也可能碰上已经跟土匪差不多的国军游兵散勇，搞不好还是被洗劫一空，还有生命之虞——在《1942》里，日军飞机轰炸后，残败的国军士兵就趁机肆意抢劫灾民财物。即便历经千辛万苦运到灾区，却发现因为“限价令”，买不了高价，那么一路上的风险和艰辛全白干了，偷偷卖，政府一充公，还可能被判刑蹲入大牢。试问，如此这般，有谁敢，有谁还愿意运粮？

　　是的，一开始，有些商人看准了大灾之下粮价必然大涨会囤积粮食，短时间内垄断了粮食市场，卖高价，老百姓觉得这些“黑心”商人大发“国难财”，痛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囤积，才有了供应，缓解了粮荒，而且一开始的粮价高，会刺激其他商人和外地的商人，他们知道有钱赚，自然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运粮食进来。随着粮食越来越多，粮商越来越多，竞争压力就越来越大，脆弱的“价格同盟”很快就会瓦解——你不降价，别人就降低，你不早点卖，别人抢先了，价格很可能很快就大幅降低，到那时，捂着不卖的粮商很可能就亏得血本无归。

　　无论是《1942》还是史料中，都提到了当时一个大闺女才值5斗小米，一个大媳妇才值4斗小米，甚至有小孩白送人家都不要，国民政府的官员开着卡车来“买人”。这都说明，人们为了活下去，是愿意接受任何价格的。那么，为什么灾难下就不能让市场自动发挥“救灾”机制，反而让政府垄断了一切粮食，任由官员宰割呢？如果开放市场，如果没有价格管制，那么，很可能就不需要卖儿卖女，也不会罹难上百万人——须知，旱灾、水灾，都不是商人造成的，而无能腐败的政府才是灾难的放大器。

　　面对灾难，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抗日，征收军粮加重了灾难，或许也是出于好心，想让老百姓能买到低价粮，出台了限价令，只是这反而“好心办坏事”，让人们失去了最后一丝机会。是的，废除限价令是救不了所有人，但能多活一个是一个，毕竟，没有一个人命中注定是要被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