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新“南方谈话”开拓新局面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

　　2012年岁末，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换届，决定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大方略的争论亦告一段落，改革抉择渐显清晰，中国和世界为之一振。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博弈，从去年开始即在各阶层和各方面激烈进行。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为此，2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以“改革抉择时刻”为题，约请当年率先全面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周瑞金先生撰写长文：《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文章指出，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财经》的编者按亦指出：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重温当时抉择之智勇，正视当前抉择之紧迫，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

　　如今十个月过去，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呼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亦在近期通过会议、调研和讲话，对关系中国发展命运的重大改革问题作出了清晰回答，打消了各方面的疑虑。

　　为此，周瑞金先生再次为《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展望新的一年和未来十年，我们相信中国已经找到未来持续发展、改革全面深化之基本保证，这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编者

　　今年春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时，我撰写了《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文，提出改革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也许，人们期待着新一次的“南方谈话”。

　　不想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京，就踏上了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20年前在这里发出改革开放振聋发聩声音的邓小平同志的铜像敬献花篮。

　　习近平同志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开拓改革开放新路的明志。

　　习近平同志以全新的工作作风，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地毯、不挂横幅、不组织列队欢迎，沿着当年小平同志南巡之路，视察了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等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事前不定调，不交发言稿，要求会议参加者自由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开了一次新风扑面、讲真话、讲实话的座谈会。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南行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

　　习近平“南方谈话”向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

　　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有新开拓”，显示他意欲唤醒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锐气，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改革新措施，务求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改革与发展又到关键时刻

　　争论各方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因此，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于是，中国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这20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诸多问题，正在不断地逐渐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2012年比2002年增长了4倍，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

　　其结果是，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特殊利益集团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以及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可见，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

　　若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必将不断板结、僵化。

　　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

　　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意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和教育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从南海之争，到钓鱼岛的对峙，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再一次到了关键时刻。

　　开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引起党内外、国内外高度关注。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治国理政的大事，决定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展紧密相关。

　　十八大顺利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接任党的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也可称之为开启了中国有深远意义的常人政治的新时代。

　　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开头一句“让大家久等了”，就获得了掌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展现了常人政治家的魅力和风采，赢得了好评。

　　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出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委主席魄力，以及不循规蹈矩、敢迈新步的硬朗作风。

　　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这次南下广东考察调研，习近平同志以身作则，倡导新风，被外电评论为“年轻版的邓小平风范”。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出身与背景、成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具有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生活思想状况等早就有所了解。他们会更加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练，积累了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这些常人政治时代领导集体的基本特点，很大程度上将坚定他们攻坚克难的意志与决心，使他们切实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相信他们不会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期望。

　　细读十八大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随着以后执政实践的展开，必定会更多地体现出来。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而又有切割性的表述。

　　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只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

　　又比如，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他阐述了八个坚持的重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所以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还比如，中共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来曾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这次，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十八大报告还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提出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

　　中国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引起关注的是，自十三大以来，十八大第一次在政治报告中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

　　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同时，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尤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

　　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就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这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十八大报告还第一次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要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要按“两个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

　　十八大同时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十八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要努力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决心。

　　攻坚克难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从李克强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重振改革勇气，攻坚克难，全面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

　　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十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将主导未来国务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

　　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抓得很准。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改革问题：

　　1）要进一步界定落实农地产权。不仅把土地承包权界定给农民，还应该包括将土地各项使用、转让的权利也交还给农民。近年来征地纠纷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农地转让权，因而不能合理分享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收益。

　　2）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对资源、资金的垄断问题；保证民企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3）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4）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缩减项目审批权，杜绝权力寻租机会，并减少价格管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这实际上极大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医生诊疗费、出租车价格，这些都是受政府干预和限制的。

　　5）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以上五项就是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尽量退出市场，减少参与、干预和管制。

　　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主张：“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句话有三层重要含义：

　　第一，中央政府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这些都是试点，希望这些地区能做出有益的探索。但是，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我们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大胆放权，鼓励地方大胆闯、大胆试。

　　第二，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很多在我们眼前很棘手的问题，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承认这些民间经验与智慧，并且放手让这些经验得以继续存在和自动扩散。

　　第三，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改革是有风险的，而如果我们能允许不同地方先行先试，这种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即使错了，也只在局部地方出错，而不至于波及全国，更有利于“及时调整和纠错”。

　　尊重地方首创精神，还意味着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地区竞争。地区竞争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地区竞争的优势与作用。

　　从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这主要是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应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90％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7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80％以上。

　　这样，年收入在8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5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

　　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之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要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它们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我认为这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要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南巡”，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先通过市场与社会的改革，改变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问题，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要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由此起步，攻坚克难，进一步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决防止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中国，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十分重要，迫在眉睫。

　　这次习近平同志的新“南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重振改革勇气，勇于开拓，一定能够迎来又一个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年代！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