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图)

　　今年3月后，随着CPI持续下行，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渐行渐远。

　　12月9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学年会，多数经济学家预测，明年不必担心通胀问题。而江苏省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却直言中国须“谨防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12月5日，记者对于学军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他详细阐明了通胀有可能重新抬头的三个因素。

　　通胀压力三“推手”

　　《21世纪》：目前CPI低位运行，已连续几个月保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人们普遍认为短期内通胀压力不大，你的判断是基于什么考虑？

　　于学军：综合各种内外部情况分析，明年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增长困难与通胀高企并存的两难局面。尤其在下半年或第四季度之后，极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此要警惕通胀卷土重来。

　　这种判断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首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所谓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这种模式在2002

　　年之后愈加突出，体现为外向度持续攀高，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等。2008年之后中国也遭受了这场所谓百年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刺激国内经济，中国政府启动了规模巨大的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使中国经济又依赖于投资拉动。所谓“4万亿”只是一个代号，背后差不多有30多万亿元的信贷投放支撑。

　　简言之，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倚重于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及增长方式转变成效不大。这使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因为欧美日等外围市场环境持续疲软，致使中国外贸形势异常严峻，看来全年难以完成10%的预定目标。相信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外贸形势及贸易顺差，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而且从资金来源等方面会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因此，明年中国经济无论出口还是投资，均存在明显的制约因素，这就使今年以来出现的下行局面，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缓解。这是我对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采取刺激性政策。而目前条件下，最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主要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就像今年下半年，尤其是9月之后所做的那样，加大基础项目审批及开工。这就需要适度放松银根，加大银行信贷投放力度。

　　谨防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而同时，中国依然存在放松货币信贷的有利条件，因为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历史高位，可以随时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尤其是新一届中央及地方政府换届后，往往会形成新一轮投资，加上货币调控的适度放松，极易形成新的通胀压力。

　　《21世纪》：另外两个因素是什么？而且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已经较大。

　　于学军：近几年随着银行不良资产持续实现“双降”，全国不良率已降至1%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银行的压降工作无甚空间，加上本身统计上存在的不审慎问题，今年以来已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弹现象。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周期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反弹压力。我预计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全国极有可能形成新一轮不良资产明显增加的局面，这便可能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的所谓“倒逼机制”，即银行经营风险不断积累，迫使央行以增发货币的方式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根源。

　　其三是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原来统计大约10万亿元，近几年随着整顿清理，银行平台类贷款确实有所减少。但平台公司通过发债等其他途径的融资额却日见膨胀，致使其总体负债规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加大。很明显，各地政府投资项目还在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也越发庞大。而这些投资、负债，过去主要依靠出让土地收益来偿还、运转，现在却因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及不当投资的日渐庞大，变得越来越困难。鉴此，全国极有可能出现普遍性的平台债务违约风险。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在中国现行管理体制及政治条件下，只能通过货币融资的办法加以化解，如此就会推动通胀的发生。

　　除了国内因素，国际环境形成的通胀压力也日益明显。全球美元流动性明显过剩，“热钱”大量流向亚太等新兴地区。9月后，人民币重拾升势的同时，国内流动性显著增加。这种状况预计至少要延迟到2014年后，很可能推高全球资产价格，对中国控制物价形成严峻冲击。

　　通胀“三防”

　　《21世纪》：基于以上判断，如何防范通胀再次抬头？

　　于学军：当前情况下，一定要对经济形势有相对准确的预判，有针对性地控制好货币政策，绝不能重现货币信贷大规模膨胀的局面。货币政策的真谛在于预调和微调，即一切控制在“事前”，使货币保持“正常”状态；而一旦“不预则废”，等问题发生“事后”调控，将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做好。

　　地方政府层面，则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即一方面要抢抓机遇，坚定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增强风险意识，切实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有激励有约束，不能任其无休止地借债搞项目。否则，迟早会发生普遍性的债务危机。

　　从银行来看，亟须改变现有不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提高数据质量和透明度，确需做到资产质量分类准确，加大拨备和核销不良资产的力度，真正做实利润，提高资本质量，以有效应对未来风险暴露对银行形成的冲击。

　　《21世纪》：提及货币政策，今年的调控工具偏向于公开市场操作，而较少使用降低准备金率等手段，原因是什么？

　　于学军：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准备金率各有利弊。公开市场操作较有弹性，使用起来更加灵活便捷，依据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央行认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更为有利、方便。我认为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并且从长期看，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一定是个经常使用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准备金率调控办法会退出历史舞台。准备金率是一个更具基础性、力度更大的政策工具，通常调整0.5个百分点，就会影响4000亿-5000亿元的资金规模。所以，如果出现一种大的、趋势性的变化，一般就需要动用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控。

　　今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增多，也是宏观环境造成的。人民币在升值和贬值之间出现几个反复，没有形成趋势性的明显变化。但如果趋势确立了，比如持续升值，热钱持续流入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就需动用存准率。

　　作者：乔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