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券试点“受挫”： 专家呼吁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 姚建莉 浙江报道

　　近日，本报记者独家获悉，备受关注的“教育券”制度，如今已悄然淡出公众视线，尤其是其始发地浙江长兴，如今也只是2%普高学生的“扶贫券”。

　　对于教育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设想的使教育经费的分配随着学生实际流动走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实践，最多只是停留在长兴的设想中，其中的原因，受访的教育系统官员和专家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宏观制度的顶层设计。

　　尽管存在问题，但教育券还是走向了全国，此前10日的一次会议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到，以长兴教育券为例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已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不完全统计发现，除长兴外，全国约有30多个地区曾或正实施不同形式的“教育券”制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才开始两年的深圳光明新区针对外来打工者子女的“教育券”。

　　多地试验

　　从长兴教育局得到的消息，“教育券”在当地现在只用于普高学生中的2%符合标准的贫困生。

　　长兴教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2001年尝试“教育券”，向就读某两类学校的新生分别发放面额为5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并吸引了数亿民间资本。

　　一年后，按时任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熊全龙的说法更像是演变成一种“扶贫券”，在长兴就读小学和初中的贫困生可分别获2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

　　到了2005年，“贫困助学教育券制度”被推广至整个浙江，称“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券”，随后再衍生出学前教育券、爱心营养餐券、农民工培训券等，并扩散到全国各地。

　　之后随着义务教育免费的推开，教育券逐渐退出减少使用，在亲历整场改革的浙江省教育系统官员看来，这不过是完成使命后的“功成身退”。

　　如今，类似的教育券在深圳光明新区再现。从2011年7月实施“教育券”制度开始，截至2012年10月，光明新区累计发放教育券5209张，折合财政投入1375.45万元。

　　深圳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教育科科长包小红告诉本报记者，当地试行“教育券”的动因在于缓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不足、实现教育公平。

　　这与长策智库研究员郭宇宽的观点不谋而合，“深圳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突破，而上海在已有辖区内生额尚未用完的情况下放开接受外地学生，力度更大。”

　　呼吁顶层设计

　　由学生持券择校，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效率，这是长兴教育券在第三阶段的设想。“但还是受到了阻力。” 上述亲历长兴改革始末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在现实中，最大的阻力，据多位教育系统人士所说，是因为与教师薪资、就近入学制度冲突，更与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冲突。

　　“教育经费中，教师工资占绝大多数，长兴的教育券还是从教育局机动资金中拨出的一部分，因此面额很少，如果要增加额度必然会影响到教师工资，反对很大。”浙大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指出。

　　让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从分配性努力向生产性努力，形成需方主权，才能提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效率，“其实对公共服务具有普遍价值。”吴华说。

　　郭宇宽更是表示，真正的“教育券”制度无法靠地方政府创新，“因为一个学生在区县内流动问题不大，而真正的差距是在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

　　吴华也曾向全国人大、教育相关部门提交方案，建议建立一个中央、省、县多层次的教育券体系，补贴随人走，但并没有获批。

　　而这需要的是郭宇宽口中的宏观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中央财政加大教育经费拨款比例和转移支付，在保证基础线的情况下，学生流动到其它地区时超额的部分，由地方政府补上，如果想要上再好点的学校，可以允许合理范围内的择校费”。

　　其认为，目前最大的阻力，从教育部的利益格局到分税制的央地责权关系，都还在加大。

　　作者：姚建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