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
文/阳朔赤壁 (豆瓣网友)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写道,在18世纪中叶,由于社会根本没有政治自由,文人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
接着他比较了英法两国的政治传统:在英国
,研究治国之道的文人和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呢,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区域,官员治国理民;在后一区域,文人制定抽象原则。
之后他又叙述了一般民众的行为: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护。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于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决不会像18世纪中叶那样,被文人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最后他得出结论: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制度,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最后的结果只有两条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大革命不可逆转的发生了。
原来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碰到的每一个司机都是神“侃”,真可谓是纵论古今、中西合璧,从国内形势谈到国际形势,仿佛联合国就是自家开的,方向盘就是安南面前的话筒一样。每当这时我总感到一阵荒谬,如果他自家街区的事情可以自己说了算,他用得着那么拽吗?如果出租车的牌照价格、每月交的份儿钱、道路状况可以自己说了算,他用得着那么纵横开阖吗?这和一个拿着世界地图、画着红线、想要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的年轻人,不是一样荒谬吗?中国人不是天生宏大叙事的,正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还建立在中世纪的遗址上,人们不能够决定自己身边的事情,只剩下宏大叙事了。
听过一个笑话: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和艾森豪威尔亲切会晤,艾森豪威尔自夸到,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到白宫总统办公桌前,骂美国总统的不是;赫鲁晓夫听到撇撇嘴:那有什么?每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办公桌前,骂美国总统的不是!这笑话多么熟悉,这不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吗?我们自己没得骂,只好骂美国!骂日本!!
共和宪政制度都有着同样的规范:包括三权分立、代议制度、司法独立、法治、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考核产生等等。说白了,很简单,“宪政”讲究的是政府的限权、“共和”讲究的是公共事务、“民主”讲究的是权力的归属。最终街坊们扫了自己的屋,还能通过代议制扫自己的街区,最后还扫了天下。大家见了面不再宏大叙事,都说:妈的,这街区也忒乱了点,我去找参议员去;政府的上面罩着个紧箍咒,就是“宪政”:一方面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保障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公共区域和私有区域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
等到这时还有革命的必要吗?
近一百年来,我最敬佩的政治人物是蒋经国,他凭借一己之力放弃了家天下、党天下,打开报禁、党禁,这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大胸襟、大气魄。(当然除了尧舜以外,可惜年代太久远了,还有学者对禅让做了考据说那是假的。)
现实的中国有大量的学者在朝推动宪政改革,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佩,但是想要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且这些权力又能带来巨额的金钱,决定了这样的放弃是小概率事件,是一个非常态的事件,这样的放弃是要讲历史机缘的;另一方面在野的有良知的人们,通过大量的维权事件来推对社会的变革,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非暴力合作的方式,采用宽容、妥协的大智慧,是我更加敬佩的。起码他们舒缓了民情,不至于让非理性的民众和非理性的政府直接对抗,进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形成一些小共同体,起到了缓冲层的作用。
中国始终徘徊在治世和乱世之间。治世是假的,大多是专制独裁;乱世是真的,诸侯林立、刀兵相见。真心希望这条宽容、妥协的路可以走得通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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