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不要被中等收入陷阱说法限制

　　我相信，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降蕴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达到5431.8美元，已经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多重矛盾也日益凸显，加之中国GDP增速连续9个季度下滑，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与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近期公开表示，并不认同中国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并提到新的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任何阶段都有“陷阱”

　　经济观察报：近期您对中国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进行了批驳、纠正，并提到“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这与一些悲观论调明显不同，为什么您对中国经济如此乐观？在谈到改革红利时，为什么要重点强调“顶层设计”？

　　厉以宁：“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以后，遇到的问题、困难将会越来越多，经济就容易进入到“瓶颈”状态，导致长期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国民收入徘徊的一种状态，于是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像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是有借鉴意义的，但这不是规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陷阱。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是12000美元，现在有很多国家人均收入长期处于1000美元以下，而有一些南欧的国家老早人均收入就过了12000美元，同样发生经济停滞，像希腊，曾经被世界银行作为一个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扬对象，人均GDP达到26000美元了，可是现在不是又落入“高收入陷阱”了吗？日本前些年人均收入就达到40000美元了，但近几年经济一直是停滞不前，所以说，不要只看到中等收入水平才有陷阱，人均收入超过了12000美元仍然会有陷阱。在任何国家，任何收入阶段，只要不创新，不改革，都会遭遇新的陷阱。

　　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需要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好正确的、充分的准备。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发展到现在，各种红利已经基本都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改革作用也已经基本发挥完了，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甚至有企业认为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没有了，就需要创造新的优势。

　　中国正在创造新的发展优势。以人口来说，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享受人口红利这个阶段，现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了，技工时代是中国下一步要走的路子，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加大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批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技工时代。等到东南亚国家进入技工时代，我们就要向高级技工时代过渡；东南亚国家向高级技工过渡，我们就得向专业人才过渡。要发展新人口红利关键是在于创造。

　　新的资源红利从哪里来？关键是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创造。像发展海水淡化产业，对缓解沿海缺水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促进中西部地区苦咸水、微咸水淡化利用，保障水资源持续利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像市多年来进行沙漠改造，发展绿色支柱产业；内蒙地区改良草种，培育蛋白质含量高，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良草种，这些都是利用科技创造新的资源优势。

　　再就是新的改革红利。应该讲，在一定时期之内，原有的改革措施，改革红利作用已经基本发挥完了，而新的改革措施是需要顶层设计的。所谓顶层设计主要是统筹安排，在统筹安排之下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就以集体林权改革来说，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公布了集体林权改革的决定，实现了三个突破：第一，过去的农业承包制是30年不变，这次集体林权改革是70年不变，于是农民可以放心种树，积极性提高了；第二，林地可以抵押，可以转让，整个集体林区经济就变活了，林下经济发展起来了；第三，林权承包到户，每户都有林权证，这样一来，整个的集体林权改革就活跃起来了。

　　需要说明的是，像集体林权这样的改革只有中央才能做出这样的抉择，是需要通盘考虑的，所以今后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需要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取得较大的改革成果。

　　经济观察报：按照您的分析，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从今后十年来看，我们不要被什么人口红利用完了、资源红利用完了、改革红利用完了等等限制发展，也不要被“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限制，而是要明白中国经济重要的发展优势是靠我们创造的，要坚持制度调整和技术突破两者并重。仅有技术突破没有制度环境是不行的，光有制度环境的改良没有技术突破也是不行的，牢记这点就行了。

　　经济结构分析更重要

　　经济观察报：您经常强调GDP结构问题，强调对经济结构分析比总量分析更重要，这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

　　厉以宁：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也有不足，以GDP来说，如果仅从总量分析，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但从GDP结构分析，就会发现中国GDP结构比不上日本。日本高新技术在GDP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很多工业品的技术含量比中国高。在过去20年中，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在城市建设方面变化不大，但居民基本的家庭设备变化却很大。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GDP总量分析，下一步要更加注重结构分析，而且，经济结构优化要实实在在地干。

　　经济观察报：您很关注“三农”问题，比如关注农村的教育问题、种地问题、各种农业补贴问题，但认为这些年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并没有抓住要害，在您看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厉以宁：刚才谈到中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要仔细分析的话，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实际上是面对的是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而其中发展制度、社会危机两方面存在的陷阱，主要的矛盾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城乡矛盾加剧问题。

　　就中国现状而言，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民间消费，提高农民收入。多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说对农村实施的农机补贴、家电下乡补贴，以及粮食最低收购价每年都上调等等，但是还没有抓住“三农”问题的要害。中国要扩大内需，最要紧的就是给农民以产权，包括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农民的房产证。

　　我这两年带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在几个地方考察农民住房问题，农民意见很大。他们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房子有房产证，可是农村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所以农民想不通。没有房产证，房子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困难，这就有了差距，这会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农村的学校培养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上高中的比例也在下降，再加上农村凡是有本事，有手艺的，城里有亲戚朋友关系的都进城了，留在农村的是老弱病残，土地利用率越来越低，土地资源被严重浪费。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农村土地确权和在此基础上的土地流转，解决农地浪费问题，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给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和房产证。

　　重点发展民营经济

　　经济观察报：您在谈到中国经济运行问题时，还强调要着重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但现在民营企业在国内发展还会受到诸多政策限制，对此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厉以宁：未来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中国新增劳动力就业的75%是靠民营经济吸收的，现在全国有3000万个个体工商户，有1000万个中小企业，如果政策放宽一点，比如减免税费，融资手段简单一点，他们就感到生意好做，就会找亲戚的孩子、邻居的孩子做帮手。每家个体户增加两个帮手，全国3000万个个体工商户就能增加6000万个就业岗位。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扶持微型企业，现在我们的企业划分是大中小微，可是以前长期没有微型企业这个概念。小微企业应当得到更多优惠，比如税费能得到减免；要融资，政府提供担保；困难时候，政府给你补助；培训职工，政府出钱；注册登记、银行开户，可以简化手续。在重庆等地已经掀起了小微企业创业热，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扶持政策，鼓励发展小微企业。

　　在政策的扶持下，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工人、复员军人、库区的移民等等，这些人都会创办和参与经营小微企业，这对整个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截至

　　2012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过去主要是靠资源的投入，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增长来源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能否妥善解决城乡差距、产业结构落后、投资消费比例扭曲、第三产业比重低等四大障碍。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估计增速下降的幅度约在30%，如由10%降到7%左右，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上不能只依靠市场简单的资源配置，政府需要在专利管理、基础科研、政府采购和行政指令上有所作为。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

　　目前，中国刚刚进入第三发展阶段即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以此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