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海平 南京报道
2012年度的进出口目标无法完成几成定局。无论是2012年上半年抑或前三季度,进出口大省江苏的出口增长贡献只有1%。
外贸“风向标”的变化,在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看来,是中国第一波全球化在过去30年中以加工贸易、大力吸收FDI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机遇,将在以转型升级为标志的新一轮发展中渐渐丧失。
尽管第一波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配置而主动创造的,并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的方法发动,但在客观上被中国抓住并成就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机遇,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这一机遇如今不再,其标志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外贸进出口下滑。
中央高层曾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第二波全球化势在必行。
但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中,中国如何应对?刘志彪认为,中国应及时主动在基于内需的前提下,开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这是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中国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是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
这一观点,是刘志彪在中央党校厅局级干部进修班期间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建议之一。
近期,刘志彪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上述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刘执教于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同时担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
大国的内需全球化是必然
《21世纪》:目前经济下行,“稳增长”仍是各级政府的关键词,而应对之中也缺乏创新手法。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是否仍持续?
刘志彪:中国仍处于崛起成长中,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也没用改变中国仍处于世界发展的“黄金期”的基本判断,它所改变的只是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格局,改变我们参与全球化游戏的形式,改变的是我们利用市场和资源的方式。
《21世纪》:你向中央建议要主动以扩内需为基本主动启动第二轮全球化,其理由是什么?
刘志彪:短期看,为了保增长和实现经济“软着陆”的需要,应该选择稳定外贸出口的政策;而从中长期看,主动创造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机遇,确立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观,做好战略和政策层面的事先准备,是中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含义和
最主要内容。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对全球产业分工依赖程度很深的国家。
《21世纪》:但是,毕竟中国情况与美国的仍有不同。中国以扩大内需为基础的全球化,如何理解?
刘志彪: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
“扩大内需”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或国外销售;也可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分工发生任何联系。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因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都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促进中国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发展我国的创新经济。
培育跨国民企是关键
《21世纪》:中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与第一波出口导向型的全球化,有何不同?
刘志彪:我认为,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在被动性接受和主动性创造之间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有几个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第二波全球化主要前提是要素价格的不断提高,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趋势。因此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主要途径创新驱动,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中国的创新型经济”。这既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具体体现为:利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基于内需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的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对全球高级要素的利用重点在于技术和人才,其方式则是内外双向关联型的,如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走出去”,建设各种内需平台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中国要依托高级创新要素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如果这些产业在产业链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
《21世纪》:中国如何主动创造机遇启动第二轮全球化?
刘志彪:首先,要在高层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角度主动扬弃出口导向战略,搭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尤其是各类高级人才,改变过去的战场成为吸收全球创新要素的“磁场”,具体是制造业平台、城市化平台、“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的“五外”平台、生产性服务平台以及居民消费平台,从最终消费的角度成为中国拉动全球市场的基础力量,这也是实现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目标的主要力量。
其次要在产业层面上构建强有力的处于全球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因此,最为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行为,主要是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形成资产集中和集聚态势。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我们民企的发展程度仍不够。
第三,主动创造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期,要在企业层面上形成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并为我所用。
作者:王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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