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谨防中国经济“欧洲化”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拉美化”，会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失范和贫富悬殊等陷阱，但却忽视了另一个潜在的危险，中国经济也可能“欧洲化”。

　　欧洲一体化大考

　　欧元区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环节。欧盟的蓝图是先在贸易上一体化，然后走向统一货币，进而走向统一的政治，实现放弃“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宏伟梦想。但目前，这一环节正在经历自欧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元区的矛盾在于，不同国家有统一的货币，却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元区货币政策偏松，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利率的趋同。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在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则出现了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的现象。

　　宽松的信贷，刺激了德国以外国家的消费增长，也导致危机之前欧元区一些弱国的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政府偿债能力出现危机。这些弱国就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要解决危机，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

　　在现行欧元区框架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因为紧缩财政会危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弱国的民众也不愿意。这触及到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做出迅速反应。

　　在经济层面上，统一的货币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

　　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明白，统一货币进而统一政治有一个好处：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

　　“大国梦”何以迷人

　　中国的统一来得很早，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

　　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多数时候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

　　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越大越好。第二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第三是安全。大国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有规模效应，人均军费支出可以被摊薄。

　　到了现代，这种大国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仍然重要，比如分散风险，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波动相对较小。如果希腊只是欧洲的一个省，也许救希腊就不需要那么多讨论了，欧洲的经济波动也可能因此没现在这么大。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规模的重要性就更大了。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等，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才能够基本弥补造这些飞机的成本。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个经济体有足够的规模来发展大飞机产业美国、欧洲、中国。

　　第二，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生存。市场销售量足够大，可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第三，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提供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经济以后，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全世界范围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紧随其后。

　　对中国来讲，有规模经济的好处，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2012年底，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公共品不仅指国内公共品，还包括全球公共品，比如说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这就是一个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我们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国际公共品。

　　第四，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集中在现代服务业，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来源，一是华尔街，一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吸引全世界一流人才。例如，中国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就与中国国内（和整个华语区）市场的规模有关。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安全创造了条件。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中国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能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

　　于是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汉代，皇帝打下江山，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一种制度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地方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也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动荡和分裂，很多是因为在分权和集权的关系上没有处理好，可见维持统一并不容易。

　　大国的难题

　　中国要在经济意义上维持整个国家的市场整合，也面临着两股相反的力量。

　　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很早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时讲到，如果我们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只有一个积极性，不如有两个积极性，就是中央和地方都要有积极性。

　　他还认为，前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条条”的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其实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已经交给地方了。

　　但分权体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约束下级政府。由于经济增长的指标相对比较好度量，所以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采取了基于经济增长的考核。

　　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地方官要追求税收，今天的地方政府也一样，所以地方政府会努力把自己的税基做大。于是，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导致了市场分割，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周围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外地”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

　　中国又有一股力量在促进市场统一，那就是制度的市场化，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总体上在不断地下降，加上中国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地完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成本降低，市场统一和各地经济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

　　这两个一正一反的力量，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我们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还是走向整合的，但是，在这里面还是有不和谐的因素，那就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抑制着中国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

　　大国的规模经济，对中国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规模经济的实现越来越需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

　　中国企业越来越大，要借助于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来实现扩张。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市场对企业做大和整个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市场分割，不利于企业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

　　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以邻为壑”的特征，一个省越是分割自己与邻省的市场，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从地方角度来讲，分割市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的分工。甚至有经济学家发现，面对国内市场分割，企业更倾向于做出口，因为跟国内做生意太累了，还不如去跟国外做生意。

　　商品市场是分割的，要素市场呢？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今天在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

　　在劳动力方面，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籍，待遇就很不一样。甚至幼儿园，如果没有当地户籍，想上公立的幼儿园都难。现在还有很多制度障碍，导致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第二是土地。中国为了保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给出一个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不能突破。这个总数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

　　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对沿海地区实际上是“吃不饱”。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其中有一个制度的原因就在于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了制约。而内地的地价实际上是很低的，以单位面积的GDP产出来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沿海低很多。即使如此，不同的省（区、市）之间仍然不能进行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

　　很多人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其实不然。

　　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很多投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因为中国有鼓励内地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内地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

　　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和合作者最近研究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政治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如果一个企业家做过省级以上政府官员，这个企业在注册地以外的省份开分公司的概率显著提高。

　　第三，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我在调研中发现，有地方政府以调查偷税漏税为威胁，阻碍企业到外省投资。最近的确有研究显示，中国省级层面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高度相关的，这说明，大量储蓄实际上用来支持了本省的投资。这是资本在地区间缺乏流动性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