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优势阶层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2013年1月6日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先生谈到建设新文化社会责任时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责任共担的责任体系，也就是说政府要完成政府的企业，企业要完成企业的责任。但是，在整个社会共担的责任体系中间，我认为这种优势阶层，精英阶层，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在回应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就与华远协议时表示，任总真的因言入罪，我至少能够说，绝对找机会去看他。关于跟光华签的这个协议，我们一直在梳理光华以前所有合作的各种各样的协议，跟您报告，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跟华远的任何协议或者合同，所以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我们没有完成。

　　以下是蔡洪滨演讲全文，文字未经本人审阅。

　　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参与我们的高峰论坛，我本科研究生都是在北大度过，我对北大非常有感情，而且我是光华的老学生了，光华新年论坛，几乎每一届我都参与了，也是看着它的题目一年一年在改变，这个题目的变化非常有意思，可能在光华新年论坛开出的时候，我们主要的目光是集中在财富的创造，中间这个阶段我们主要的目光会集中在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社会责任，价值共享与治理之道。其实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题目我以前也探讨过，但是今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第三条治理之道，因为在今天我们在价值共享方面有一些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让这些共同的追求落实下来，成为一个可治理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和价值共享的方案？我想其核心的东西都在治理之道上。而光华管理学院作为一个管理学院，我们更重要的价值就在探讨这种治理之道，治理的方式，我们今天请来几位嘉宾也是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治理之道上的感受和想法。我们希望浓缩的获得各位的精彩观点，先请各位嘉宾用简短的时间先表述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随后进入到讨论环节，对各位的观点展开讨论。同时，我特别主张一点，刚才易纲先生演讲的时候提到北大精神，就是刚才其实吴校长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吴校长讲的时候，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易纲先生上来鲜明的亮出自己反对的观点，我想这可能是给台上几位嘉宾立的一个北大模式探讨的范儿，给你们每人3-5分钟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的观点不鲜明，那你的观点就失败了。掌声欢迎几位嘉宾的精彩观点。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一下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然后对任总的炮火做一点回应。首先，从经济学理解价值和道德体系的作用，这几天年后我有几天北京比较堵，有人说是新的交通规则，黄灯扣6分。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红绿灯的制度，尤其是黄灯，它的设立本意上是为了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要司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该过的，能过的快点过，不能过的快点停。这个黄绿灯的制度实际上是100年时间，其他国家都实行的很好，但是中国有一点问题，因为很多司机没有把黄灯做成一个缓冲器。所以，交管部门开始下重手，把闯黄灯的处罚变成闯红灯的出发。这个说明什么？再好的制度设计运行的好坏，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习俗的因素，人的规范和人的道德水准。其实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制度，无论是法制也好，政府行为也好，但是制度学派的学者看来，制度是分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制度，一种是非正式的制度。所谓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就是文化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在一个社会里对人民行为的规范和影响。

　　在中国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当然也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当然要强调法制建设，当然要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但是，另外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新的道德体系。那么，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正式的制度，市场也好，政府也好，法制也好有很大的缺陷，所以需要在文化建设上面，在非正式制度建设上面更加的着力。

　　另外一点，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除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以外，其实反映的可能是非正式制度的缺陷，有就是价值体系的混乱和文化价值的滞后。比如我们过去30几年经济发展的陈旧，我觉得完全不亚于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经济起飞早期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情绪，我们的大众心态没有他们那个时候那种乐观和自信。原因在于说，我们非正式的制度建设可能是滞后了。那么，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性在于刚才何老师说的，我们建立这样一套适合现代市场制度，同时又符合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这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原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三纲五常也好，或者现在新做的新三纲五常也好，跟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有一些观念和理念可能冲突，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讲究人人平等，每个人有责任的公平，成果的共担，责任的共享，那么怎么在这个冲突中间寻找一种合适的平衡，引导中国的经济向更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探讨价值体系，探讨社会责任体系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它的一个重要意义。这是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对这个题目的一点理解。

　　那么，对于任总刚才的问题间接的一个回应是什么？我认为要在我们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责任共担的责任体系，也就是说政府要完成政府的企业，企业要完成企业的责任。但是，在整个社会共担的责任体系中间，我认为这种优势阶层，精英阶层，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黄灯这个问题里头，一方面我们批评政府的监管的失当，另一方面有些人就会说，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差，你到国外去，任何一个灯前面，还自然早早的停下来，中国就愿意抢，这当然是对的。另外一个跟这个类似的观点，就是比如说刚才任总讲的，我们需要实现民主，但是实现民主的这个讨论里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民主不能太急，因为老百姓的素质太差。去年年初的时候，好象韩寒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就把这个观点重新说了一遍，引起很多的反响，就是所谓民主的这种素质，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如果没有基本的素质，没有足够的信息，无法作出判断，重要的社会权利交给这些人，怎么保证他们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合理的约定？

　　但是，所有这些人民的民主的素质论，我觉得反映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他们的一种傲慢和偏见。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其实想想，坚持所谓民主素质论的人其实忽略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你说美国的民主好，但是美国的民主不是二战以后才开始的，美国的民主是200多年前开始的。200多年前，难道你说美国人民，他的这种信息，他的教育水平，他的素质比我们中国现在老百姓较高吗？你反过来再看说，俄国一般按任何国际标准来讲，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他的素质都很高，但是，俄国的民主没有看到它出色到那儿去。所以，这个民主的素质决定论，如果我们说民主取决于素质的话，那更大的取决于应该是领袖和精英阶层的素质，他们的责任感。美国民主和苏联民主的区别，可能更大取决于华盛顿和普京的区别，更多取决于这个社会是不是有更多精英阶层，为了别人的权利而奋斗。我觉得这可能是决定一个真正民族好坏的根本。刚才任总讲到台湾的话题，我非常认同。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文化重建，价值体系的重整，道德的重整之间，精英阶层，知识阶层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直接的回应，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新年论坛开了十四届，每届都持续的邀请嘉宾，任总为光华管理学院持续的作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另一方面北大和光华是一个多元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不同多元的声音。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是有幸要请任总，未来不管任总有没有时间，我们每年都发邀请函，只要任总有时间，我们绝对环境。任总说的不是说他说的每一个观点我都赞同，但是，我确实非常佩服他这种直言的勇气。欧洲以前有一个议事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没有这种勇气，但是我很佩服。至少如果哪一天，任总真的因言入罪，我至少能够说，绝对找机会去看他。关于跟光华签的这个协议，我们一直在梳理光华以前所有合作的各种各样的协议，跟您报告，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跟华远的任何协议或者合同，所以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我们没有完成。另外，张维迎也没有交代，说我们到底原来有过什么样的协议，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哪一天我们把张维迎叫上，我们三个一起坐坐，把协议的具体内容再说清楚，哪方面我们没有实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刚刚做过社会责任报告，未来的社会责任报告，专门提一点，我们完成了协议所有的义务。我的具体回应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