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需要金融投机

　　民众长期以来对市场中的投机行为都怀有负面情绪。对普通人而言，投机行为对社会发展毫无贡献。

　　看上去，这只不过是富人或者想要变成富人的人用来消遣的活动，是一种本质上自私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

　　投机行为与有效市场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尤金·法玛，这位学者在1965年写道：

　　在有效市场中，许多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相互竞争，其结果是使单一证券的价格反映已经发生和预期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影响，这种现象可能在市场竞争的任意时段出现。

　　这里所说的“许多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相互竞争”指的就是投机行为，如果聪明人都极力避免投机行为，只会简单地采取广泛分散风险的投资方式，那么市场当中就没有一股力量将股价推向确实“有效”的水平。

　　法玛坚信，市场价格因为过于完美而不可被预知，毫无规范的模式可循，纯粹是一种随机现象。

　　股价每天发生波动，其波动幅度不可预测，这个现象照理说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如果有一种交易策略能够保证每天稳定地有千分之一的收益率，那么其年收益率将超过30%。

　　显然，如果这种策略真的存在，那么掌握了策略及其附属因素的人肯定早就开始在竞争中使用这种手段了，当然这种做法也会彻底消灭市场中存在的任何潜在交易机会。但很明显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短线爆炒迅速致富，这种捷径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能以“大萧条”证明1929年发生的股市崩盘是合理的。即便1929年的市场参与者已经知道经济危机兵临城下，即便他们都有巫师的水晶球，他们仍然不会大幅调低美国股票的价格。

　　许多金融专栏作者明显不知道过度波动性的存在，他们现在撰写关于股市日常波动的新闻时还是传达出一种理念，也就是认为主导市场的是才思敏捷的交易员，以及能够深入了解市场并整合每天经济新闻中各种细节的计算机。这种方式写出来的文章让读者觉得自己很聪明，这些专栏作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挑战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理念。

　　许多交易员确实思维敏捷，但是他们每天玩的游戏并不需要他们与宏观经济预测发生任何联系。他们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交易对手博弈，也就是猜测交易对手心理活动的游戏。

　　动物精神

　　我们现有的金融市场能够成功地为人们带来富裕的生活，这与其引导人性中的动物精神的方式有很大关系。所谓动物精神就是每个人内在的采取行动的应激性，一种被凯恩斯称为“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经过刻意的、仔细的谋划之后才做事情。他相信，真正的商业决策都是情绪化的，不是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

　　因此，如果我们的动物精神退化，主动的乐观精神被动摇，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依赖的手段就只有通过数学方式计算得出的预计值，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司都是活不下去的。如果说出现这种退化的原因是人们惧怕遭受损失，那么这和人们此前空等利润出现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我们在考虑是否要采取一些有风险且耗时耗力的行动时，能够以反省的眼光看待这个决策过程，那么我们对下决心前心理上的脆弱性就会比较认可。任何一个此类决定都包含了人自身的情绪。

　　最终，人类所能做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通过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展示了这种内心的风暴。在折射自己的动物精神的波动时，他这样写：“我开始质问自己这到底是什么?这种未知的精神状态丝毫没有逻辑可循，但是其存在的证据不容辩驳，当这种精神起作用时，其他所有的意识状态都退居次位。”

　　人们面对一项有趣的投资时，会把自己的投资行为告知身边的朋友，尽管这种投资的基础数据都无法被验证，但是总会有人投入一辈子的积蓄，让自己完全暴露在风险中，这种投资决策是非常情绪化的，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出的。作决策的人一定是受到了社会环境和身边众人的心理影响才会有此行动。

　　价格变动和金融活动是必然要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

　　选择与投机行为

　　一些国家和地区看上去更成功地培育了人们健康的动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他们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模仿的对象。没有取得同样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对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感到很迷惑，这是一个他们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永远不可能被成功地全盘照搬，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某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使这些精神成为社会主导力量，原因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对愿意移居本国或本地区的人进行了筛选。

　　我不断猜测，世界各国城市化生活的繁荣到底对这种轻度躁狂症患者选择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远离宁静的乡村追逐躁动的大城市生活，希望过上这样日子的人或许本身就已经做好了同样的选择。

　　鼓励良性的金融投机

　　投机行为占据了当代经济运行的中心地位。其之所以能占据中心地位，也是传统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包括投机市场折射出的信息和这些价格变动带来的迅速行动。在市场给予人类动物精神的刺激当中，在帮助适于承担同等风险的人走到一起的过程中，它也占据着中心地位。

　　一些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有效引导这些投机冲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金融决策。

　　不过我此处的论点不是说把所有行动都导向投机市场是件好事。回头来看，站在此次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的投资银行最佳选择可能是一直保持合伙制，就算这种制度减少了信息流动、限制了增长速度，也比现在这样让自己的股票每天在交易所交易要好一些。

　　金融制度的每一项变化都是一种实验，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只有经历多年实践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否可行。经济体制应该怎样运行这个问题是没有简单答案的。

　　设计金融制度的过程很艰难，它需要容纳无数人性的缺陷，在我们选择执行另类金融制度的各种任务时，必须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也需要考虑新的制度在金融危机中会发生怎样的相互作用。{摘自《金融与好的社会》第25章，[美]罗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 ，中信出版社，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