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根：精英读托克维尔不如读周有光

　　在“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暨周有光先生108岁”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我是接受周老先生思想启蒙中的一员，在周老众多弟子中我是小字辈。在座的98岁的于友先生称周老为他的老师，称我是他的同学。就与周老交谊、交流的时间来说，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谁比于友老更长的了。于友老比周老小10岁左右，我比周老小32岁，比于老小20岁多。于友老称我是他的同班同学，能当上周先生的弟子，荣莫大焉。

　　我是从读《百岁新稿》开始渐渐深入了解周先生的。2005年5月，周老当面赠书给我，在扉页上不但写了请我“指正”，而且还称为我“兄”，称我老伴为“姊”。我说：“周老，你不能这么题字的？”他却笑呵呵地答道，“我的生命要从81岁算起，这样的称呼没有错！”

　　2013年1月13日是他老人家“28岁”华诞了。周老一生有光，这28年更有光，简直是光彩夺目，光彩照人，光彩迷人！迷倒了一批批80、90岁的老干部和老年知识分子，也迷倒了海内外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周老的粉丝越多，中国越有希望！他对新启蒙的贡献，成就最大。他一生出版了43部著作，一半左右的著作是这28年完成的，其中有七八部作品集中反映他对文化学、人类发展史和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的三部杂文集《百岁新稿》（95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出版），将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

　　周老对世情和国情看得最透，他对中国需要走什么道路、需要采用怎样的制度文明和理论框架，了如指掌，最为自信；他对祖国的未来从来没有丝毫迷惘迟疑的观点，他是永远的乐天派。他十分阳光，又十分温文敦厚。他一身有骨气，又有灵气。他一生清寂自守，燃烧自己，把全身的“正能量”无保留地贡献于社会。他看问题、处理事情从不带情绪，他是一位100%的理性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永远只说他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什么“真话不全说”、“真话尽量说”，在他看来十分荒唐。在知识和理性的层面上，他把他该说的统统说了出来。当下，社会上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在我看来，上上下下，东西南北，最最害人的，是不说真话、只说空话、大话、胡话，只说“吾主圣命”这类说假话的危机！也是公信力的危机，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怎样摆脱这样的“总危机”？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号召大家读周先生的书，学习周老说真话，做真人的精神。周先生在治学、立身、处世上，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学问上当然无法跟周先生相比，但在立身、处世上，在人格的境界上，差距更大！周先生是当代，也将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楷模。

　　说到读书，我想起了当下最畅销的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据说是一位髙层领导发出的号召。说实话，这部书虽然能起到“钟馗打鬼”的作用，但不容易弄通弄懂。我认为，与其请一位150多年前的、长眠于地下的洋人出来，听他讲述23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倒不如号召那些忙于顶层设计的政治精英们看看周先生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和《拾贝集》，听听我们这一位“老而不朽”的当代“圣者”讲讲他所经历的从晚清、民国到当代的故事。周老先生的书，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现在的政治精英大都是硕士、博士，弄通弄懂周老的思想，应该不在话下。顺便说一下，我真希望政治明星和高官们公务忙完不妨找几本周老的书看看，最好以“读周有光的书，做周有光的好学生”为荣。

　　说到周老的思想，我把他晚年所思考的心得，归纳为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虽然，我不知道周老的这个“三论”，是不是周老思想的精髓，但是，它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精英们现在不是在探索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官民共识”、“朝野共识”吗？眼下，举什么旗帜的人都有，什么恢复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新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的，甚至主张恢复帝制的……不一而足。2012年11月1日，周老再一次指出：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导向正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他又说：“建设国家要走正道，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他说的话充满活力。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无论开右灯向左转还是开左灯向右转，早晚还要翻车，因为正道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三条路可通往彼岸。我还认为，周老所谈的“正道”，在他的“一、二、三”论中表达很透彻，无论你同意、部分同意或根本不同意也好，它总还算是一份可供参考的重要文本吧。十八大文件中说，“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什么是“人类政治文明”？什么是“有益成果”？怎么借鉴？周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中说得很清楚。只要走出陈旧的意识形态牢笼，周先生的“一、二、三”论就能作为官民间凝聚“改革共识”的基础。还是听听这位百岁智慧老人的话吧！也许，大家觉得我太天真，那些政治精英们能听周老的话吗？不过，南方人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谈到启蒙，一些学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评价很髙。我把启蒙分成两个时段。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之后，革命取代了启蒙。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就停顿下来了。到“文革”时逆转到走上了歪道。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很有意义，但它只是重新“启蒙”的序幕；虽然它对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发起了冲击，但强人政治只是转换了角色。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迷信与盲从依然故我。我的看法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重新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开始了“新启蒙”、“再启蒙”。说它“新”，并不是说启蒙的宗旨与目标同“五四”时期有什么改变了。因此，周先生说，当政者总是不给“德先生”发护照，而“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唱“二人转”的，如果没有“德先生”撑腰，“赛先生”能走多远多快？能玩得转吗？周老还指出：从世界来看国家，中国思想家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摆脱不了神学思维和玄学思维。他强调社会科学一定要摈弃迷信和教条，摆脱图腾，不能再服从于天意或“圣谕”。因此，我以为，“新启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正如“五四运动”产生了上一次启蒙运动一样。

　　说它“新启蒙”、“再启蒙”，还有两个特点。“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运动，是针对传统的旧中国，主要摆脱封建主义的蒙昧；“新启蒙”、“再启蒙”，是针对1949年至今的蒙昧，这是一种赋有新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蒙昧。再则，“五四”时期投入启蒙运动的人，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下；而投入“新启蒙”、“再启蒙”的，不仅有像周先生那样的百岁老人，还有一大批著名、非著名或至今深藏于民间的九十、八十岁的老人，再加上一大群未经历“反右”、“文革”等65岁至50多岁的壮年和中青年文化人。他们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微博、推特、脸谱和互联网把他们拢在一起。这股力量是“五四”当年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周老主张“四大自由”之外还要争取加上“网络自由”。“五大自由”的目标比当年“五四”更为雄壮、深刻。

　　“新启蒙”将是一场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下也只是走了几步，思想上要做长期准备，恐怕还要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投入“新启蒙”的，是一大群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群体，周老是这一群体中最年长的一位尖兵，深受大家景仰。在座的许多老先生和有良知的中青年学者也是“新启蒙”的主力军，我也有幸受到他们的开导，开始摆脱蒙昧。我自幼受苏共党史和“战无不胜”的思想的熏陶，一直受到神学和玄学的捉弄。但研读了周先生的和各位先知者的作品，才真正懂得了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意义，灵魂得到了洗涤。启蒙也好，“新启蒙”也好，在我看来，依然是请不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访问中国的老问题。“德先生”的护照总是很难批下来，管你说他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总而言之，他仍然是“麻烦的东西”！

　　为什么说“新启蒙”？20世纪90年代，经济领域里不再以“姓资”、“姓社”划线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变化。邓小平曾对来访的非洲客人说：“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将来“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姓资”、“姓社”的问题依然是禁区。

　　现在，有人动不动就以声讨“普世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名，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放厥词。有些人还自以为是“最高殿堂”、“智囊团”和“智识库”的掌门人，将留名青史。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几件往事。当年有人声讨普世价值观时，我曾经请求周老出面写一篇驳斥此类谬论的文章。他说：“有没有"普世价值"是个常识问题，这些道理在我的书里都讲清楚了，我不会再写什么了”。我说：“难道就让这些人一直胡说下去吗？”周先生：“你难道以为，他们的文章真能有多少人信服？且看他们将来如何收场。”

　　周老还多次让我解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我也弄不清楚。后来，有一位要员提出一个24个字的方案：“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列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好一个“马列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篇歪文被多处转登。我托人转呈周先生，并说这篇“一锅煮”的文章，是创新版的“中体西用”说，值得一览。当晚周先生拨通我家的电话，亲口对我说：“你说的"一锅煮"真有意思，真是荒唐透顶……”然后一串咯咯咯的笑声。这是我多年来头一回在电话中听到他老人家的声音。

　　因一位台湾学者找上门托我把他的两本著作敬赠周老，2012年11月15日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老人家。当时我见他在浏览报纸，就告诉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式定义。他问我是哪24个字、12个词。我告诉他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他说：“还不是常说的普世价值观中的哪几个词吗？”。我说：还有“敬业、诚信、友善”等。他说：哪个社会都要讲“敬业、诚信、友善”，为什么一定要戴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帽子，难道又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他表示弄不明白。我对他说，这24个字，本身很完整又严谨，比上面那位“一锅煮”先生提到的24字大不一样，意识形态部门今后恐怕再也不会声讨“普世价值观”了，也就是说，政治威权层面终于默认“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普世性和普适性了。我还说，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是不便公开认错，暗中改正就行了。但周先生最后还是很平静地对我说，他还是不懂。对周先生来说，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许多人谈到《朝闻道集》，有些情况我今天要说一下。这部书的文章最早是经由网络传播给众多读者的。周老的打字机原稿无法输入到电脑中，20多万字的书稿需要重新打字上网，周老因此对这个网站怀有感恩之情。后来转载本书的此网站由于某种原因被关闭了，他曾经两次问我这个网站为什么被封和何时重新开张。我当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一部分网文（约15万字）编就的《朝闻道集》书稿，联系了三家出版社都不敢接手。一位著名学者、堂堂一级教授惜墨如金的著述，竟被三家出版社“婉拒”，这是周先生百年人生中仅有的经历。后来，偶然中，我找到了世图公司，因为这家出版社正在出版我校阅的一本英文版拉美历史书，所以我试着把《朝闻道集》稿子交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竟接受下来了，但要对原稿中敏感的部分进行适度的删节。周老说，删除就删除吧，反正他的书就被有的出版社删削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直到出书后由读者发现后写信告诉他才知道。2010年3月，《朝闻道集》终于印出来了。直到现在，周老本人和作为该书编辑和策划人的我，对世图公司当年推出《朝闻道集》，都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勇气和目光令人钦佩！出版后，他们曾经受到有关部门的训斥，只准他们印一版，不准再印。2012年底，我通过京东网又买了几本送人，打开一看，依然是“2010年3月第l次印刷”。看来，黄牌警告继续有效，让世图公司担忧了。但民间喜爱周老，此类禁令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出书的同一年，此书入围“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深圳“年度十大好书”榜，中华文化促进会决定授予周先生“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在颁授典礼上，颁奖方高度评价《朝闻道集》一书的深刻意义。那家网站、世图公司和中华文化促进会在传播、出版和推广周老的思想成果方面，功德无量！

　　还要报告大家一条好消息！中央编译出版社将推出《周有光文集》，约20卷，今年出齐。作为该书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衷心希望它顺利出版，成为记录周先生学术思想成果最完整的文集。2011年9月12日周先生在委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他文集的《委托书》中说，他会趁此机会“对这些书中的错误与缺漏进行必要而适度的改正与补正，使它们成为我著作中错误最少的"规范本"”。周先生原来要出版《周有光丛刊》或《周有光文存》。他要对过去出版的旧书进行修订，“改正其中的错误，补正其中的缺漏”。为什么要提“补正其中的缺漏”呢？因为周先生过去出的书中，有些文字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被编辑删除，有些文字的删除是出版社为了怕“触雷”，他违心地默认了。2011年8月19日，他致信对我说，他的某一本书“出版时胆战心惊，删除多处文句。现在看来，其中很少触犯"禁区"，可否改正一些？”老人家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既然要出他的文集，怎么还可能让这位百岁老人“胆战心惊”呢？我相信即将推出的《周有光文集》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周先生在知识与学理层面的所有文字，是不会被故意更改或删节的。它一定会是周先生著作中“错误最少的"规范本"”。我希望周先生中意的《周有光文集》早日送到广大读者的手中！这将是大家送给他寿诞的最好礼物！这也是我今年心中的“中国梦”！

　　张森根老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周有光《朝闻道集》、《拾贝集》两书策划人和编者；本文写作于2013年1月11日于拂林园

　　作者：张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