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受制物价走势

　　货币政策受制物价走势

　　钮文新

　　最近，央行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从会议透露的信息看，2013年“稳健货币政策”在表述上和过去已经出现差异，但思路上并无太大转变。在货币政策的表述方向，央行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合理运用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央行把“通胀”一词换成了“物价”。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央文件当中，早就把“通胀”换成“物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中，“通胀”一词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这是一大进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胀，这其中的问题原因十分复杂。而过去我们把“物价上涨”简单等同于“通货膨胀”的结果是，别有用心的人借用老百姓的简单认知，绑架中央政策。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至于不该紧缩货币的时候，拼命紧缩，结果把中国实体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我反对简单地把物价上涨归结为通胀，并非主张通胀，而是要客观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对症下药。

　　有人说，作为货币政策主管部门，强调对通胀的关注无可厚非。当然无可厚非，但只关注通胀，把它放在第一位，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那就错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正在经历货币极度宽松的时代，已经高度开放的中国，必须拥有应对之策，而不是仅仅目光对内，无视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强调货币政策独立。

　　我们注意到，央行的一个新提法：“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的信贷支持。太重要了，我认为，不仅是评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检讨。因为，过去中国信贷市场实际已经形成“双轨制”，被口头上支持的方向，实际恰恰是“量少价高”的领域。

　　我认为，2013年压制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确实是物价问题。去看看国际商品市场，石油、铁矿石等一些工业原材料价格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在全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那些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商品价格该如何走势？这是2013年最大的经济风险。

　　风险明摆着，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还是那句话，此时，中国无论如何不可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不能主动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那怎么办？至少是中性，最佳是“宽平衡”。

　　如果央行再次以大力度的货币收缩应对CPI上涨，那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清空手中的股票。因为，这样的政策会导致内需严重不足，会导致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崩溃式收缩”和银行信贷的“爆发式坏账”。那将是中国经济危机。

　　推进城镇化也要防风险

　　朱大鸣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全国最热议的话题，自从高层多次强调未来中国的动力在城镇化之后，各方讨论正在走向白炽化。最近一段时间股市触底大反弹，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而生发的。而最近，又有消息传出城镇化将会拉动40万亿的资金，这比2008年所谓4万亿拉动的资金量更大。

　　我们此前多次强调中国问题动力机制在于城镇化，中国城镇化问题是世界罕见的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大变迁，中国人口众多，城镇化带来要素重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是限制城市化问题，由于农业和工业体系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城市消费群体，而且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也带来很大的管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通过户籍制度和遣送制度限制城市化的发展。曾经出现上山下乡运动和流民遣送回原籍运动，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第二个阶段是摆脱城市化思路，选择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城镇化与城市化最大的区别是摆脱了集中发展大城市弊端，特别是拉美城市化出现的问题，是中国借鉴的一面镜子。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的尝试，到经营土地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措施，虽然有些尝试效果并不好，但是，中国城镇化率迅速增长，并很快超过50%。

　　第三个阶段是中央最近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这个战略核心点有两个：一个是打破束缚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一个是限制城镇化的土地制度约束。所有这些问题归根起来就一个问题：推进城镇化是社会共识，问题是从哪里获得资本。户籍制度为什么总是放不开，最主要原因户籍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福利支持，福利是需要资本支持的，没有福利支撑，户籍几乎一文不值。土地制度约束之所以难以打破，当然也有其他社会性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何渐次释放如此庞大的财富，在释放财富过程中，如何分配这些财富。为什么这些要有资本支持才能变成现实的财富呢？原因很简单：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土地性质改变才能有城镇化的空间，要有人口支撑才能促进城镇化发展，要有资金支持才能现实地推动城镇化。

　　但是，推进城镇化也有很大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城镇化负债风险，政府经营土地财政会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和房地产市场上涨，挤出了很多实业和人口，在这种前提下，很多地方大举借债，如果没有货币性超发，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破产多少次了。40万亿的资金如果一窝蜂出炉，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债务危机爆发，不知道会将中国拖向何处。

　　第二个风险是土地转型的风险。土地转型不仅仅事关整个经济转型，更主要的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大局。就当前来看，不能搞运动式土地制度变革，这个问题事关重大，还是应当有序地推进为妥。运动式改革土地是能够铲除很多城镇化的障碍，但是，运动式改革可能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正，会导致浪费和形式主义，不但达不到推进城镇化目的，还可能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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