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尽管美国两党就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国债上限调整各自拉开了博弈架势,但现有16.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规模再突破似已没有悬念。尽管不少分析人士判定,随着美国国债体量的扩张,违约风险正在步步逼近,但笔者认为,只要美国严格控制国债扩张速率,同时又有非常健全和强大的避险力量和工具支撑,未来违约的风险还是能有效稀释和屏蔽的。
从理论上说,国债的发行实际上是适当透支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使用的最基本背景就是基于未来经济更大的增长预期。然而,现有经济模式只能使美国经济维系1.5%至3%的增速,因此,消除未来美债违约的根本举措就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使经济增长支撑点由以虚拟金融扩张为主转向以实体经济扩张为主。为此,美国需要造就一个核心产业作为其经济结构的基轴和经济崛起的本钱。如此看来,奥巴马政府非常钟情的新能源产业极有可能被打造成未来美国经济的强大引擎,从而带动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复兴。
美国是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国家,其首发专利在全球的占比达60%以上,如此强盛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打造新能源产业提供了技术保证。根据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对新能源产业税收抵免和投资补贴政策,至少在2016年之前美国将拿出巨大资金投入新能源产业。当然,国库中巨额的财政赤字势必反过来削弱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使新能源产业面临着投资上的重大掣肘。对此,美国可考虑在新能源产业上绑定公司债的形式在全球融资。
然而,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即便新能源产业能担当美国经济增长先锋,其成长的周期却可能并不会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快,其对经济的贡献无法马上显露出来。因此,在一个新产业还未完整而清晰地出现和国内经济增长形势并不十分明朗之前,美国需要通过相关财政政策来为庞大的债务包袱消肿。当然,奥巴马已信誓旦旦地承诺在未来10年削减2.5万亿美元赤字,但需要强调的是,为了防止因削减财政赤字而出现抑制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削减赤字的另一个切入点应放在改革福利计划上,而不是简单压缩政府的投资支出。
美国财政未来面临着的社保支出压力非常之大,194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在2007年以后陆续进入退休年龄,需要从政府专项账户中领取社会养老保险。有预测认为,2017年前美国社保和医疗账户收入还将大于支出,但2027年以后每年将产生2000亿至3000亿美元的亏空。显然,除了如同奥巴马所倡导的医疗改革新方案——将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增长速度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0.5%的范围内之外,美国政府还应在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工资税的起征点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当然,美国完全可通过美元贬值和通胀等货币政策手段来减轻还债风险,但这必然招来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进而诱发对美债厌恶情绪的上升。因此,如果白宫能在适当控制美元贬值节奏和宽松量化程度的同时,积极拓展自身利益和他国利益间的平衡空间,不失为两全其美之策。如美国政府可在出口与投资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包括放宽对中国等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在自身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激励功能有限的情况下降低国内投资门槛以吸引更多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投资。这样做,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美元贬值所造成的许多外溢性伤害与损失,也能激发各国对美债的支持度从而挖掘到更大的买方市场。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美债与美元捆绑,使得本来很普通的一国主权债券上升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敏感位置。美国国债规模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实质是美元的风险。因此,从长期来看,为最大限度地稀释美债的未来风险,必须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一币独大的格局,建立更适合全球新经济格局的金融游戏规则。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学界与决策层有多种建议性方案,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许是用超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即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做大做实。
相对于目前SDR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构成且美元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而言,笔者认为可实行三大货币(人民币、美元、欧元)或五大货币(另加英镑、日元)、其他货币按GDP比例和国际贸易占比在一揽子货币中占有一定席次的货币体系安排。显然,无论哪种方案,人民币都是必选目标。今日中国GDP总量占世界之比为10%以上,国际贸易占世界之比为9.6%,双双名列全球第二,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比几乎为零,这对世界和中国都是极大的不对称和不均衡。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建立某种合理的平衡机制,为此,人民币进入SDR的货币篮子,无疑将中国稳定的实体经济带进国际货币体系,这对于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与稳定并进而防御美元国债风险,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作者:张 锐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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