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环境公益信托的台湾试验

　　文·陈统奎

　　台北万隆街一座2层楼民房里，40多号人拥挤在一起办公，没有独立会议室。在外人看来，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办公环境颇为简陋。

　　2000年以来，创办人陈瑞宾秘书长苦苦支撑着这个团队。在台湾，环保公益地位和关注度也颇为贫瘠。

　　目前，台湾每年450亿新台币善款里，环保团体仅能拿到5000万元新台币，大约1000余万人民币，比重为0.2个百分点。

　　台湾善款去处最多领域是社会福利和宗教团体，而环保团体常常面对争议性的议题，街头抗议或反对开发，而被视为异议分子，募款比较困难。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界对环保团体心有芥蒂。

　　尽管财源有限，但每个环保公益组织仍在尽力做事。十余年间，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组织了两岸环境NGO交流、大陆环境记者访台等年度性活动。

　　本报此番参访交锋在一个新议题上：环境公益信托。

　　环境信托的台湾版本

　　痴心!用来形容陈瑞宾对环境公益信托的热衷，一点也不为过。

　　实际上，此理念启蒙于英国“国民信托运动”。人们常常感叹过曾经走过的无痕山林、欣赏过的自然美景等这些难以忘怀的地方在开发中沦陷，也有人在心中涌起“如果我有钱，我一定要买下这些地，不让开发”这样的念头，英国的“国民信托运动”就是发轫于这个念想，提出“一万个人一人一元的力量是大于一人一万元的力量”，透过民众集体的力量募集资源，并交付可信任的人来维护管理，成就了“环境公益信托”这种保存自然与文化资产的新利器。

　　早在2000年，陈瑞宾动用他多年存下的200 万“养老金”，筹备“环境信托基金会”。但基金会设立门槛很高，他没有筹够基金，最后成立的是以“环境信息传播”为起点的环境资讯协会。“当时的台湾社会对"信托"一词仍极其陌生，更别说要沟通"环境信托"的概念”。但是陈瑞宾依然有这样的梦想，即透过“环境信托”的方式，结合公众的力量，留下土地，留下台湾的希望。

　　在陈瑞宾看来，台湾产业大量外移，许多乡间土地闲置，刚好提供了生态环境得以喘息的空间。

　　事实上，环境信托除了结合民众的力量保留土地，也可以为地主们开启另一种土地管理方式。由于青壮年流失，台湾很多地方土地荒芜，若是将环境信托的概念推广至农村，透过契约的形式，将农地信托，可以让农地发展农业体验，让土地不再荒芜。

　　2006年，环境资讯协会受托了第一个环境信托案例。一位地主将三仙台附近一块六甲的山坡地委托给环境资讯协会经营。在做完自然资源调查后，2008年联合三仙社区发展协会共同打造“台东成功环境信托体验园区”，其操作思路是打造一间“一座户外的环境教育教室”，结合栖地经营和环境教育，达到保育山林，构建人鱼自然和谐关系的愿景。2008年以来，每年召集外地志工参与生态工作假期，打造部落生态旅游。

　　7年下来，除了用生态工法修复园区既有的工寮，协会没有兴建其它建筑物，却用心做了一条步道小径，让来访者可以一探山林的生命力，与自成一格的生物多样性。

　　经过几年保育，山林逐渐复苏，地主的梦想“让山坡地变山林”慢慢呈现。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资讯协会与当地原住民部落平等合作，带动社区一起守护环境的行动，借由外地人的赞叹，鼓舞原住民重新发掘自身资源的丰富，建构对原乡的自信和守护环境的动机。

　　陈瑞宾如是理解“环境公益信托”概念，即将“环境”交付到“可信任的受托人”手上，而环境受到妥善维护管理后，所造成的好处及利益，其实是全球的公共利益。

　　其中受托人仅是资产的委托管理者，而非拥有者，真正拥有者为人民。不论是山林、海洋还是湿地，都可以进行环境公益信托，目的是保护自然及人文环境，追求群体与环境的公共利益，简单来说就是“信托大家的环境”。

　　一片私有土地，一旦经过环境公益信托，它就变成了“大家的环境”，不管是原先的委托人还是后来的受托人，都无权再对其进行变卖、破坏、开发。

　　显然，第三方如企业开发、政府征用也就碰到一个很高的门槛，因其受信托法保护，企业开发或政府征用都属于违法行为，破坏公共利益，他们会遭遇“大家”的反对和抗议。在民选国家，企业和政府一般不敢去碰这类“敏感案例”，因为风险太大了。

　　以英国国民信托组织(The National Trust)为例，1895 年成立以来，它集合350万会员的力量，以购买、受赠、订约的方式，成功守护超过 60 万英亩的土地、215栋历史建筑、130处庭园、31处自然保护区，是英国最大的私人地主，其中包括著名的世界遗产巨石阵。

　　信托离公益有多远？

　　环境资讯协会的环境公益信托舵手是孙秀如，她是一位环境运动老将。

　　2006年“台东成功环境信托体验园区”起步时，孙秀如来到环境资讯协会，挑起了“环境公益信托”的新任务。2007年起她又在开发一个新的环境信托潜在点，即澎湖的“东西屿坪永续岛计划”。

　　该小岛上只有几十位居民，岛上保存完整聚落，周边海域里则是美丽的珊瑚礁。计划举办“净滩行动”：招募志工进行珊瑚礁体检调查行动。“期望建立台湾珊瑚礁体检状况资料库，用说话的数字向社会大众呼吁关注海洋议题，守护台湾渔村的永续发展。”孙秀如称。

　　如何让社会大众理解并支持环境公益信托？孙秀如写的广告语是“我们的行动筑起台湾环境的一方梦田，让我们成为守望土地一份子，一起守护台湾的美，让未来子子孙孙都能看见”。她的梦想是，让台湾民众也能透过国民信托的方式，亲手挽救岌岌可危的珍贵自然与文化资产。

　　本报参访者观察发现，环境公益信托有3个基本特色，即“开放参与”、“永久保存”和“公益性明确”。

　　公益信托在本质上适时提供人民自主性进行环境保护、自然环境或历史资产抢救的有效途径，能够更有弹性的募集民间资源、以集体力量共同保护环境生态。操作也很有弹性，除了被动等有人捐地之外，也可以“宣言信托”的方式，宣告组织所欲进行的任务与达成的愿景，来向社会大众募集资源，由民间共同集资进行环境保护工作，一切都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取得社会的信任。这是“开发参与”特色。

　　由于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只具备“代管者”角色，对所被委托管理的资产并不拥有“所有权”，也就是当受委托管理信托资产的团体或是个人，面临积欠债务或是破产状况，也不能变卖此资产来作为个人或个别组织有违信托目的的使用，以确保可永久蓄积环境共有财产。

　　公益信托是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的契约行为，有关信托资产的使用目的和处理方式，都会载明于信托契约内。一旦受托者违反了契约内容，即是违法。公益信托相较于一般捐款捐地给民间组织，对于委托人而言，是多了一层保障，让其所信托出去的资产可以不受受托组织或个人的人事变迁影响，让公益目的得以明确被执行与发挥，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变动阻断了梦想的实践。这是“公益性明确”特色。

　　“环境公益信托必须依照信托契约执行。” 陈瑞宾强调。

　　但信托契约并未有通用的版本。据陈介绍，英国历经200多年公益信托历史，至今没有一个通用版本，每一个契约要花5-10年来谈判和建立。

　　此外，维护管理的经费从哪里来？陈表示，以英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来自会员会费，另一方面在较合适的资产上，也会设置游客中心、商店、咖啡店、饭店等，这些都是收入来源。正是这种经营性项目即社会企业性质的创新，才使英国能成为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大国”。

　　显然，环境公益信托实践中需要较强的社会企业运营能力，而非一腔热血。

　　12年践行步履艰难

　　尽管理论构架和英国实践经验已非常充足，但陈瑞宾把其移植到台湾的梦想，仍未能实现：陈瑞宾的“环境信托基金会”12年后，仍步履艰难。

　　虽然环境资讯协会成立了环境信托中心，也有孙秀如这样一名干将，也有案例在实践，但实际运行效果一般，对社会的影响力还很有限。不过，协会在此领域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如“生态工作假期”已成为了环境资讯协会的品牌活动。

　　“生态工作假期”（Eco-Working Holiday）是一种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志工性服务活动。简单来说，生态工作假期鼓励社会大众在放假期间，参与自愿性劳动服务，藉由工作对生态环境做出友善的回馈，并且在工作期间得到放松的休闲功能。这是吸引一般公众参与到环境公益信托项目的好手段。

　　陈瑞宾说，环境公益信托，其实是公众补政府之缺，是民众与政府共同守护环境的理念。但是，这件工作难就难在如何唤醒公众，并让他们“有钱出钱、有地出地”，一起来成就环境公益信托这项大业。

　　“喜爱自然、爱护环境的心，许多人都有，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并不多，若藉由"全民资产"的想法让民众参与行动，想必台湾生态会有更好的未来。”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陈瑞宾已经坚持了12年。

　　作者：陈统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