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百岁思想家周有光的中国梦

　　2013年1月13日，周有光先生108岁了。如此高龄，身居斗室，却有着白里透红的脸庞，慈眉善目的笑容，纵横四方的畅谈，娓娓道来的百科故事，孩童般的纯真梦想，达观开放的阅世智慧，不能不让国人高山仰止。

　　阅读周先生的人生，便可与他一起做着求真、开放、民主、自由、共同发展的中国梦。这中国梦的历史根基在于两点：（1）亲身经历。周先生历经晚清、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了沧桑中国的百年变化；（2）读透历史。周先生纵览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轨迹，把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

　　周先生在百岁前后还广泛阅读各类文章、典籍，并坚持写作，在其著述的《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中，读者常常能发现令人眼前一亮的思想观点。例如，在《胡适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一文中，周先生十分赞同邵建先生的研究观点，认为胡适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类似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哪有帝国主义”论与“国际的中国”论。

　　也就是说，早在90年前，胡适就说过中国应该放弃革命对抗的思维，不要动不动就用“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定性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中国需要与世界各国多交往，要融入世界，争取世界机遇，做世界的中国。事实证明胡适的判断是对的。只可惜，在实践中，中国人常常不加分析地说，有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充满仇视，妄图颠覆中国，从而拒绝与它们交往，其实，这是革命对抗思维在起作用，其后果是失去了本应有的国际发展机遇。周先生依据历史事实，对胡适的判断加以肯定，显示出了一个学者尊重史实的学术精神。

　　新中国最初的历史教科书中，原来称“太平天国革命”，是共产党革命的榜样，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后来，《辞海》中进行了纠正，即把“太平天国革命”改成“太平天国运动”。周先生对这一行为进行了肯定。“革命”改成“运动”，虽然只是一个词语的改动，但也说明了现在的历史记载开始逐渐回归它应有的真实。太平天国运动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也有专制、落后、空想、推历史倒车的弊端。以前的正史把它说成美轮美奂的革命运动，实在是不符合历史原貌。在阅读、写作中尊重史实，冷静客观，敢说真话，周先生都为今天的知识人立下了镜子。

　　在《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一文中，周先生通过研究清末“公羊学派”的倡导者“常州学派”的学说，发现中国人凡是推行改革，都要在古代传统中找到论据，“托古改制”，才能获得国人的支持。言外之意在于，中国人有着保守的文化基因，对于创新、改革带来的自然变化、历史潮流有着“天然”的反抗心理。周先生又说古人之所以搞“微言大义”，转弯抹角地委婉批评、褒贬古人，原因在于古代人缺少言论自由。古代人缺少言论自由，在今日的中国虽有一定限度的言论自由，但真正地落实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合法的自由不被落实，中国人的才能、智慧就会被压制，中国人的前行之路就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坎坷。

　　在《郭秉文和东南大学》、《经济学的沉浮》、《心理学的沉浮》、《老舍之死》等文章中，周先生就如实地记录了这种人的自由遭到践踏所造成的种种悲剧。

　　中国梦的梦想成真，离不开国际现代文化的养分供给。在谈到端午节的时代意义、阿富汗的落后、日本变西方、不丹王国的民主化、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北欧五小国的崛起等话题时，周先生强调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并认为“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

　　“双文化”并存，狭隘的民族主义、夜郎自大的文化先进论则不符合世界潮流，而“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则符合世界潮流，用国际先进的制度文化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历史的潮流。

　　作为今日中国的“双文化”人，应该知道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这方面，周先生给出了自己的归纳：在经济方面，人类遵从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演变路线；在政治方面，人类遵从神权君权民权的演变路线；在思维方面，人类遵从神学玄学科学的演变路线。历史的演变路线，即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了这种认识，就需要遵守历史的交通规则，就需要有世界观点和地球村村民意识，就需要“从本国看本国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改为从世界看世界”，就需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

　　在一系列思考苏联历史兴亡的文章中，周先生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革命密码的破解，以及人文精神的向往。苏联大厦轰然倒地，当地人待之以“没有哭泣的葬礼”，曾经的“伟大、光明、正确、永远胜利”都不见了，继任的俄罗斯又难以与欧美所引领的现代国际文化所对接，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人消化吸收。

　　苏联为什么灭亡？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是，它却需要世人反复地去思考、引以为戒，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那套制度设计违背了历史的演变路线。具体说来，周先生给出了许多数据详细的清单。从经济上看，计划经济造成的指标僵硬、特权挥霍财富、民众贫穷化，农业集体化导致地主、富农被消灭，民众大饥荒，“剥削率高出资本主义”，使民众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失去了信任；从政治上看，深入制度骨髓的专制、特权、残暴把这个政权一步步推向灭亡，再加上“大清洗”所造成的人人自危局面，以及4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被监禁、被流放和被强迫迁移等社会悲剧的蔓延，都说明这个政权不得人心；从文化上看，这个制度禁锢思想，控制新闻，伪造历史，摧残科学，说着骗人的鬼话，最后暴露在世人面前，丢掉了最后的颜面，被民众抛弃也就没有可哭泣的必要了。

　　苏联灭亡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被世人所抛弃，但是，人人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理想没有被世人抛弃。只是这理想离中国人太遥远，而现实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统领世界潮流。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建设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确实有道理。但是，据周先生的观察，“马克思去世太早，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段（"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实证”。所以，苏联人、中国人曾经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有偏差，对马克思的经典解读也有谬误，苏联抛弃资本主义规律的制度模式失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照搬“苏联模式”，走了许多的弯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选择融入资本主义历史潮流，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人仍不忘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周先生说：“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现实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就是现实，躲不过，只能在国际通行规则、国家宪法规则的范围内争取做到最好。理想很诱人，又必需，因为它提供精神支柱和历史方向，但是它却高远，难实现，只能引领人类一步步艰难地靠近。

　　苏联不在了，但革命的基因却没有消亡，反而还在特定的时期演变成诡异的恶魔破坏社会。当然，正义的革命也会促使新社会的重建。在《南斯拉夫解体》、《红色高棉始末》、《柬埔寨开审红色高棉》、《惩越战争和中越心结》、《何谓颜色革命》等文章中，周先生试图破解革命的密码狭隘的民族主义、权力集中、高压统治、宗教信仰分歧、语言文字不同、盲目建设理想社会、残杀生命、外交手段、群众政党享权手段与民主潮流等。革命的正义性评价标准在于，它符合历史潮流，能合法地满足民众的权利需要。流血的革命，代价太大，所以，今天中国人呼唤改革。但是，真正的改革不到来，革命就可能应运而生。这是中国人需要警惕的，也是周先生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样一个改革口号满天飞的时代，中国人应该相信哪些改革呼声呢？周先生在《信仰问答》中给出了自己的两大信仰坐标：一是直觉信仰，如宗教信仰；二是哲理信仰，如主义信仰，主义信仰属于经验知识的信仰。宗教与主义都不容许怀疑，而属于实证知识的科学却欢迎怀疑。所以，在验证改革口号真假的时候，借助科学可以擦亮眼睛。借助科学，也不妨碍中国人坚持各自的信仰。只是当信仰与科学在实践中产生矛盾时，最好能够借助科学来解决矛盾；当不同信仰之间产生矛盾时，最好也能借助科学来解决矛盾。因为，科学允许独立思考，符合人性自由发展的需要，符合人文精神价值需要。一句话，中国人需要信仰，因为信仰带来美好生活的方向指引，更需要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人自由、理性、创造、创新，以及符合历史潮流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阅读周先生的文章摘录、习得、人生，可以获悉他心目中的中国梦。这是一个求真、开放、民主、自由、共同发展的中国梦，也是一个“双文化”和谐共存、共融背景下，勇做21世纪世界公民的中国梦。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

　　作者：刘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