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返回梁启超没有完成的“新民”任务

　　2013年1月9日，在梁启超《新民说》创作110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文化沙龙。以下文字来自于主题演讲。

　　对于这样一个话题，我本人也关注了几年，特别是梁任公的《新民说》以及梁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当然，这个问题放在今天来 谈的话，毫无疑问，我们是从现实出发，是一个转身的叙事，从现实当中转回历史，重新发掘历史对我们当下的意义和价值。

　　三种意见，或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看法，我认为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大致说来可能有三种意见。

　　1.政改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一种意见，最主流的就是主张首先进行中国的体制改革当然这个体制具体指的是政治改革，总是认为政改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们的依据很简单，西方的那些普世价值，像宪政、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应该在中国得到落实。这是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显的一派的看法。

　　2.什么是关键：新民

　　另一派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注重人的自我的成长，这个成长不是没条件的，不能在真空里面诞生，这就需要一个社会的成长，这个社会的成长又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教育的成长，使人能够在这样一个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教育的条件下，成长为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公民。

　　3.一种藕合：新民与政改

　　第三种意见认为说，一方面要进行社会（包括经济、教育）的推进、演进，同时也要从体制入手，体制要跟随社会的进步，使其能够同步进行。换句话说，新民和政改应该是同时的。

　　可能大致上就是这三种不同意见。当然我的看法未必对。

　　梁启超：新国家造就新国民还是新国民造就新国家？

　　按照这三种意见，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非常好的个案，那就是梁任公先生。在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想史里，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线路、线索，其中比较显的线索，可能就是晚清以后比较激进的一派人物，这派人物当然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们是革命党人。孙先生一直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革命，通过革命来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在构建过程当中也造就了新的国民，新国家造就新国民。也就是说革命党人认为，新民的造就必须通过革命建立新的国家来实现,而这个逻辑跟梁任公是相反的，梁任公认为只有造就了新的国民，中国人变成“人”，那才能有新国家。这个分歧恰好是梁任公先生在日本流亡的几年里跟革命党人论战的主脉。

　　当然历史成就了该成就的人，后来革命、共和这一派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也带来很多的苦涩和苦难。

　　王韬：“民”的被重新发现

　　再一个是王韬。他在1875年左右写了《弢园文录外编》，外编和《弢园文录内编》不一样，内编讲的是自我的新性，一个新学的表达。外编是策论，给中国社会的进步、改革提出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篇文章，就是《重民（上）》、《重民（中）》、《重民（下）》。他重新回到儒家重民当中。当然他重述这个传统，并不是一味强调儒家，实际上是受西方议会制度启发。他发现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强大，之所以能够繁荣，就是有能够连接民意、凝结民意的议会制度，所以他从西方议会制度重新发现中国“民”这个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梁任公先生承接的就是这样一条线从王韬的“重民”到“新民”。

　　梁启超：“民”的政治主体价值的发现

　　王韬先生的“重民说”虽然强调的是作为统治阶层的“君”，统治者应该重新重视中国老百姓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话语。这样的话语太多了，大家都耳熟能详，什么“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等等，但他是在西方议会制的语境下来说明其重要性的。不过，他发现了民的重要性，但是没把民看成一个新国家里的主体。真正发现民的价值，即民作为一个主体对国家的成长有什么样贡献的人，还是梁任公先生。

　　《新民说》是如何产生的？

　　1.左右手互博

　　梁任公先生从比较早年的推动政治改革，到最后走到自我更新、重塑自我、重塑国民的路子，我认为促使他思想的形成、“新民说”的形成的，就是在日本流亡期间跟革命党人的论战。我认为这个论战的材料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阅读。可以说梁任公先生当年是舌战群儒，因为这一派就梁任公一个人，而革命党人那一派有很多人，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等，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参与了对谈，梁任公先生一个人招架了革命党人一批人。但这个论战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革命党人跟梁任公先生论战时，他们是用梁先生用的词汇和话语，换句话说，很多人都是比梁先生年轻很多岁的晚辈，是读着他的书成长的，但就是因为政治立场选择不一样，他们走了主张通过革命来构建一个新国家的路子。

　　2.推倒满清很容易，但弄死它以后怎么办？

　　实际上在这个论战里，我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到底中国的老百姓有没有能力承担起建造一个共和国家的重任。梁任公先生一再重复这句话，推倒满清很容易，但弄死它以后怎么办？实际上论战里面他的很多话都成为了不幸的预言，譬如说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将导致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这在论战的过程当中梁任公先生都预见到了，而且警告过革命党人，警告过那些年轻人，当然到最后他也说服不了他们（即革命派们）。大家都知道《新民说》后三篇，实际上就是为了警告对话的那批人。当然这里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美国回来以后），因为游历美国半年之久，他在美国呆的半年多时间，使他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更悲观，更绝望，所以在那个时期他提出的重要论点就是开明专制，他认为当时最合适的就是要通过开明专制来达到造就新民的结果。他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只有中国的公民成长起来，才能保证一个好政府。如果公民没成长、没有公民概念出现的话，即便你构建像共和这样的政府，这个政府未必能变成好的政府。他基本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中西融通？

　　我想他的贡献在哪呢？梁任公这一派的宪政思想，他本人是一个转承点。这一派人还有严复先生，他也提倡“三民”主义，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对解决中国老百姓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他们投入了同样的关注。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一直往下演进，一直走到了五四。我认为要去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跟梁任公先生的思想的关联，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当时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的那些年轻人，大都是读着梁任公先生的书、听着他说的话长大的，像胡适先生、陈独秀这一批人，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新民”那个词就是从梁任公先生那里来的，他在自己的一些文字里面也表达过受过梁任公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跟任公先生的思想是一个关联。有了这个关联的表达，我认为梁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的思想导师，所以从“新民”到“新青年”，这是一个自然的逻辑演进，实质内容差不多。只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比梁先生更激进，在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任公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绝对有分歧。这个分歧是原则性的。陈独秀先生主张的打倒孔家店，梁先生不同意，毕竟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你不可能使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每一个个体都把罗马、希腊作为咱们的香火，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梁先生主张一定要把西方的好多东西拿进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很好的接续、融通、融合。

　　历史的拐点，以及为什么“被启蒙者”成了“启蒙者”？

　　但是可能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从来不按照理性主义的路子走，越是理性的学者所设想的那些主张，中国社会从来不按照这个走，而中国真正走的历史是不理性的，叫不理性主义。我认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就是在一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特别大。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做过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就是《劳工神圣》，大家可能还有一点记忆；李大钊先生做了演讲，叫做《庶民的胜利》。为什么用这样的标题，为什么用这样的话语？就是受一战的影响。讲到这儿，一战又跟梁任公先生分不开。当时梁任公先生用政治智慧进行判断，逼迫北洋政府必须参战，如此中国可以以战胜国的姿态谋取中国的国家利益。梁先生设定的最大国家利益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通过胜利国的姿态跟西方讨价还价。北洋政府听了梁先生的建议，结果咱们赢了，咱们是胜利国。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悲苦的是，我们参与一战没派一兵一卒，派出的却是劳工，14万劳工奔赴欧洲战场，其中以山东农民为主。这些劳工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到了欧洲，很大一部分人就死在欧洲战场上。后来李大钊先生包括蔡元培先生都认为，一战的胜利是劳工的胜利，劳工比知识分子更重要，所以李大钊谈《庶民的胜利》、蔡元培先生谈《劳工神圣》。但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又改变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判断的，那就是巴黎和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批青年们，对当时的西方文明多么地向往，他们一致把西方当做自己的老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巴黎和会上，西方这个老师再一次非常傲慢地羞辱了中国。青岛问题没解决，转让给日本，所以爆发了政治的五四运动。青年们不让，认为这是政府无能，政府卖国。实际上这是西方对中国的再次出卖。 一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恰好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几乎跟这个时期重合的就是苏俄革命成功了，列宁领导他的农工、劳工、农民，在欧洲那块地方构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工农国家。而列宁本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对中国表达的深深的同情，确实感染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中国知识分子最苦闷的时候，西方的老师现了原形，所以他们很苦闷，而恰好这个时候列宁伸出了橄榄枝。列宁甚至提出废除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他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的色彩，确实改变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就走到了列宁那条路上去。也因此，《新青年》杂志也就从它的创刊到这个时间开始转型，抓到了“革命”的话语。当然这个革命的话语跟孙中山的革命不一样。梁任公先生说的“启蒙者”，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成长为人，然后带动或者启蒙广大的普通百姓也能够一块成长；但是苏俄的革命给我们带来了相反的一条路子。什么路子呢？就是工农大众才是老师，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它的教育。也就是说被启蒙者成了启蒙者，由工农大众来启蒙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才有了毛泽东的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构建的共和国，不是梁任公先生意义上的以精英为主导的现代国家，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红色的、工农的国家。我国宪法规定的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但大家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要工人阶级来领导？这样的走向完全背离了梁任公先生的思想派别，走到了另一条路上去。

　　什么是“第一义”？

　　现在我们走过了整整一百多年，我们再回头来看，再看中国的现实，不管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共和国，有一点，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从现实出发看到梁任公先生主张的新民的任务到今天都没有完成。所以刚才仝宗锦教授说，到底这样一个“第一义”是什么意思？我认为第一义就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我们重新返回到现场，返回到梁先生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当然我也没有这个意思说中国后来走的是歧路，因为历史有它的必然性，当然也有很多的偶然性。中国为什么走向了苏俄的这条道路，要联系当时的背景。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由工农所组成的共和国，解决了我们近代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包括不平等条约、西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彻底被消除。即便在民国时代，也到处都是租界，所以说要是彻底否定这样一个国家、咱们这段历史，我认为是不太理性的。但关键是我们今天发现了问题，我们发现梁任公先生的思想、他的这种遗产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具有的价值，我想可能第一义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样一个语境。

　　作者：王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