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收入倍增”期待分配体制改革助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两个倍增”和“两个同步”令人振奋。就相关问题，记者连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进行探讨。

　　记者：过去10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0%，而“十二五”期间GDP的增长目标定为7.0%。那么，这一目标的含义和实现“收入倍增”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保证实现这一目标？

　　赵锡军：“两个倍增”的背后都有着坚实、科学的政策设计作基础，尤其是“收入倍增”更具有针对性。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就要从今年起的今后9年保证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以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没有问题，关键要看GDP的增长质量，即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上述目标。而要在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则不同，除了首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外，必须要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改革，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导下，同样的GDP增长将有比以往更大的幅度用于分配，同时在分配时向中低收入倾斜。所以“两个倍增”目标虽然有难度，但应该可以实现。

　　章玉贵：人均GDP为5414美元的中国如今处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左半弧。正在启动且备受百姓期待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一个基本前提，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程度。不过，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难题，非见招拆招式的简单疗法所能奏效，而要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精准的“手术”。因此，尽管民间一直呼吁破除既得利益者对收入分配改革设置的障碍，呼吁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但深谙改革约束条件的决策层在这方面还是渐进和理性的。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为重要的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喊了10年才有即将开启的大动作，并非由于财力欠缺，而是各级地方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启动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故。

　　未来一段时期，为防止经济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被拉开，必须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还需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记者：如果是人均收入翻番，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实际购买力是不是也能翻番？

　　赵锡军：原则上，收入增加，消费也应该增加，但收入转化为消费涉及很多因素，这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储蓄率问题，如果增加的收入都转化为储蓄，则对当期的消费就没有贡献。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调整生产结构，使生产的产品与人们的需求对路，适应消费结构；其次要让城乡居民无后顾之忧，不会因为消费而影响到后期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放心地消费。其中要注意稳定生活消费品价格，尤其是衣食住行的消费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哪一方面价格畸高，挤占其他消费。这也是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的原因之一。

　　记者：我们在实现“收入倍增”过程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未来应该如何解决？

　　赵锡军：我们已进入转方式、调结构的阶段，在未来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并非易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等说法在不同部分、不同章节反复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决心。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收入分配长期不合理，不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对消费而言，如果财富过于集中，由于消费的边际效应递减，社会消费还是上不去。

　　解决的难点和重点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一是要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从注重量的发展到注重质的提高，通过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的质量更有保证。二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在政绩观上强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三是要认真按照十八大的部署，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内的重要领域改革。

　　记者：分配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举措，不仅在于扭转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中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更在于通过理顺财富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创造公平分配财富的制度基础。分配体制改革应该如何助力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章玉贵：应当说，国家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重要突破口，但关键还是管理体制改革。具体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步伐，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尤其要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讲，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此，则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难事。记者刘红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