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药价高”根源在价格管制

　　不得不说，在中国，药费不仅贵，而且已经贵得离谱儿了。虽然大家知道不该用健康换金钱，可是谁又敢不拼命挣钱呢？在已经被安居、教育和养老榨干了血汗的时候，如果不再拼命一点儿，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被透支的健康呢？

　　中国的药费为什么这么高？

　　在中国，药品行业绝对是暴利行业，例如，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厂价每支只有0.6元，在山东6支一盒的批发价为3.85元左右，而在北京招标价为每支11元，到了医院每支卖12.65元。一种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在经过流通渠道、销售环节、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和医生诸多环节的层层盘剥以后，已经高过其出厂价的几十倍。

　　当下，医疗腐败已经成了行业潜规则，药厂、药商，招标人员、医务人员之间俨然结成了顽固的利益同盟。在利益同盟的作用下，利益均沾的各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药品流通环节腐败屡禁不止，“回扣风”在某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虽说中央一再强调加大医改治理的力度，规范药品采购制度，执行统一的中标价，使医药分家，甚至对药品限价，但是药价虚高的现象却一直未有明显的改善。究其根源，自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不肯轻易放弃利益所致。

　　药价虚高怎么办？

　　2011年4月，国家对162种药品的零售价进行限价调整，其中包含阿莫西林、罗红霉素等一批百姓常用药品，平均降价比例达20%左右，但是这类限价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控制药价的结果，一些药品因为限价利润不高而很难买到，或者有些限价药品或采用更改名称，片剂改胶囊或冲剂，调整剂量的等方式绕过限价令继续抬高价格。结果不但限价令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却反而使药品市场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患者越来越茫然。

　　面对这种情况，医改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顾昕表示，这种原因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医保政策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医改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顾昕认为，中国在医疗领域的价格管制包括对医疗服务的低价控制和对药品价格的加成控制。在缺乏资金补给情况下，这两种价格管制只会带来事实上的高药价，并且毁了医院，“不管干得好不好，大家都怀疑他们吃回扣”。

　　顾昕解释，药价高可分为实高和虚高。实高是指用比较贵的药，虚高是公立医院放着低市场价不用，从高价药厂进药。在加成15%上限控制下，医院必然倾向抬高药价，获取高的药品加成。

　　顾昕说，古今中外，医生应该靠治病为生，而在今天得中国，医生却以卖药为生，正常的人做不正常的事，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就是医生生存的游戏规则变怪异了。

　　第一个怪异是：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而且是低价管制。简单地说，挂号费在北京市7块钱，看病时间15分钟，而如果花15分钟给人理发，能赚15块钱。顾昕认为这实在是太离谱了。既然医疗服务价格非常之低，郎中收不到足够的银子，那他就只好卖药。国家对郎中卖药又是允许的，于是医生就被允许以卖药为生。

　　第二个怪异是：允许医生卖药的同时，政府还规定了卖药的利润不能超过15%，即所谓的药品加价政策这么做的本来目的是为了监管医生，让医生无法赚钱，结果却是大家都开始销售贵得药，虽然有便宜的，但是没人愿意给病人再开便宜的药，开药自然也要多多益善。救人的工作变成了买卖，治病变成了倾销药品的生意，医院成了商店，百姓没地方去，只好前仆后继地往医院送钱，无论医疗机构开出来的药是否会比市场上的要贵很多，药价虚高的问题就是这样导致的。

　　至于如何缓解目前药费虚高的问题，顾昕说：“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在于政府是不是要管第二件事？第一种怪异现在很难变，药价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先提高医疗收费，这就坏了，老百姓在一定时候会受到损失。但是第二条是不是一定要管？其实没必要管，政府只要管住了最高零售价，就到此为止，老百姓心里也有谱了，医疗机构自己其想法采购便宜的，它采购来越便宜的不赚的越多吗？同时，为了竞争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降价。这样才能把药价降下来。有时政府管得多不一定是好事情，我们主张放开，走向一种市场化的解决方式。有人误解我们市场化，就是无政府主义，那是极大的误解。我们赞成政府管一点事，比方最高零售限价，其余的，就交给市场好了。”

    顾昕：医改专家，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从事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劳动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代表作：《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