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比2003年增加15887万吨,增长36.9%,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九连增”。与此同时,自从2003年以来,粮食价格也是连续九年上涨,这期间粮食价格年均上涨8.2%,2011年粮食价格是2002年的2.0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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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连续上涨符合经济规律
尽管粮价在产量实现“九连增”的同时出现了“九连涨”,但这种价格上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既符合当前的客观情况,也符合经济规律。
首先,粮食产量虽然实现“九连增”,但粮食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呈现紧平衡的状态,粮价上涨与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基本协调。
尽管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但粮食需求也在相应增长。除了口粮之外,肉、禽、蛋、水产品生产所需的饲料用粮食需求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生物燃料工业和制酒工业对粮食的需求快速增长,使得在粮食产量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的供求关系没有明显的改善,粮食供求紧平衡的状态仍在延续并有恶化的趋势。如果不是国家千方百计地调动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并在政策、资金、技术、价格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粮食产量就不可能实现九连增,而在粮食需求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的市场供求关系就会严重恶化,粮食价格就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由此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就会更大。
其次,粮食价格上涨与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相协调。2003-2011年,粮食价格年均上涨的幅度虽然较大,但与同期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化来看,两者是协调的。2003-201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1.784倍,年均涨幅为6.64%,仅比同期粮食价格涨幅小1.56个百分点。2003-2011年,反映农业生产的
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2.066倍,年均涨幅为8.4%,高于粮食价格涨幅0.2个百分点;同期反映农业种植成本的种植业生产者价格上涨2.035倍,年均涨幅为8.2%,与粮食价格的年均涨幅一致。
第三,粮食价格上涨幅度与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相协调。2003-2011年,粮食价格年均上涨8.2%,同期水产品、鲜蛋、鲜果、鲜菜和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年均分别上涨6.8%、7.4%、8.3%、9.2%和9.3%,与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基本相当,只是由于各自的特点,其价格涨幅略高或略低于粮食价格涨幅。
最后,粮食价格上涨符合国家粮食价格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从农业生产的特性来看,农业生产周期长、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大、比较效益低,既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天气与气候风险,在土地和工人工资呈现持续上涨、特别是农业人均土地经济规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进一步降低,单凭农业行业自身已经难以持续维持农业的正常生产。因此在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的主动介入就十分必要,通过政策的扶持和物资的投入等手段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扶持也是必需的、合理的。除了取消农业税、实施以农业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促进等政策措施之外,促进粮食销售价格的提高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做法。
粮价平稳上涨利好诸多
粮食价格上涨,虽然短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拉动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增加了部分居民的支出负担,但粮食价格的上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粮食生产,保证了粮食的市场供应,减小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长期来看为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粮价上涨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加快,即促进了消费和经济的增长,也调整了城乡收入结构,改善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粮价上涨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使我国的粮食安全性得到改善,夯实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第一,粮食价格的上涨,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一方面,粮食价格上涨,直接促进了农民种粮收入的增加。2003年以来,农民从事粮食种植业的收入增长很快。仅从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来看,从2003年到2011年农民从种粮得到的收入年均增长在8%左右。如果考虑到粮食单产的增加,农民从事种粮的收入增长还会高于9%。尽管农民从事粮食种植业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小,但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却是农民收入中最保险、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收入。另一方面,粮食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民非粮食种植业的收入。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是衡量农民收入中最具有标杆性的收入。粮食价格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如菜、果、肉、蛋、水产品以及其他农业作物的价格变化均有合理的比价关系。粮食价格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其他相应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粮食价格的提高为其他农产品价格提高树立了良好的标杆作用。粮菜比价、粮蛋比价、粮肉比价、粮果比价的规律决定了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其他农产品价格的关联上涨,进而促进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从2005年到2011年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从1097.71元上升到1896.67元,农民年均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增长9.5%。而1995-2005年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从799.44元上升到1097.71元,农民年均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增长为3.2%。这说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此外,间接促进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农民从事其他产业的收入预期是参照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预期作为标准的,从事农业生产收入预期的提高,使得农民对于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的收入期望值大大提高。如果外出打工的收入不能明显高于种地收入,那农民宁可在家里种地。而在农民在打工与种地之间有选择的情况下,农民工市场才能由原来单一的买方市场变为买卖双向选择的市场,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工资的合理上涨。例如,2003年普通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月工资收入大约500-800元,而在2011年,普通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月收入预期在2500-3000元,稍有一些劳动技能、或是劳动强度比较大一点的农民工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
第二,粮食价格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为连续九年丰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变化的历史看,在连续丰收之后一般伴随着连续的减产,其原因,除了一些不可控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在于“谷贱伤农”情况的发生。连续的丰收导致了粮食供给的相对过剩,进而导致粮食价格下跌,甚至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有计划地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之后,促进了粮食价格的平稳上涨,而粮食价格的提高,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应提高,促进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得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也明显增加,为粮食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终促进了粮食生产的连续九年丰收。另外,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也导致粮食丰产、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的合理格局,改变了以前经常出现的农民粮食丰产不增收、粮多价低、谷贱伤农的现象,使得我国农业基础越来越牢固、粮食安全问题得到了基本保证。
第三,粮食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反而促进了价格总水平的基本平稳。
2003-2011年,粮食价格年均上涨8.2%,而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3.0%,粮食价格涨幅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高5.2个百分点,是价格总水平价格涨幅的2.73倍。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粮食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特别是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75%,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平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年均涨幅只有3.0%,比改革开放以来5.4%的平均价格总水平涨幅小2.4个百分点。这说明粮食价格的平稳上涨并没有引发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反而促进了价格总水平的基本平稳。这是因为这期间粮食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完全由于市场供求导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主动调整粮食价格政策的结果。
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每年都实行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而且每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种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对粮食价格的走势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实现了粮食价格合理、平稳的上涨,扭转了以前粮食产量忽高忽低、粮食价格大幅波动的被动局面。尽管粮食收购价提高后短时间内将会促进粮食销售价格的提高,进而导致价格总水平的提高。但粮价提高后农民种粮积极性也提高了,中长期粮食产量也会提高,粮食价格就会保持基本稳定。如果粮食收购价格过度下降,就会减少农民种粮的收入,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下个种粮季节农民就不会种粮了,而会选择外出打工、做临时工、改种其它经济作物,甚至把有限的土地撂荒浪费等,这样会使下一季节的粮食产量减少。由于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以及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可能造成粮食供应缺少10%,粮食价格上涨30%,粮食供给缺少20%,粮食价格上涨超过100%的情况,因为粮食是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必需品。所以,如果不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粮食价格平稳提高以促进粮食产量的连年增加,在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国内粮食价格涨幅可能是目前粮食价格实际幅度的数倍。这也说明,合理的粮食价格平稳上涨可以起到防止粮食价格暴涨暴跌、保持了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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