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会退出欧盟吗

　　去年底去世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擅长通过专注于可观察行为的某一要素，以此作为转变我们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看法的方式，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最有影响力的洞见之一是“退出、呼吁和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框架。

　　这一框架最初源于在西非的劣等火车体验。赫希曼发现，如果复杂的社会制度允许人们离开（退出），则其效率将会降低；更好的方案是把人留住（忠诚），使他们得到表达需求的激励（呼吁），而呼吁会改善制度的表现。

　　在人际关系中，这一理论很容易被观察到。若离婚（退出）很容易，则婚姻就会破裂；若缺少共同性或沟通（呼吁），婚姻同样难以维持。如果新的可能性浮现，则呼吁会减弱：潜在的新伴侣意味着不再有在现有框架内讨论和改善关系的压力。

　　这一模式或许也可以用于政治关系：赫希曼曾写过一篇著名文章，证明了1989年当人们能够离开东德时如何导致忠诚的突然崩溃。

　　欧洲或许应该在赫希曼理论的指导下重新思考某些当前困境。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婚姻的比喻已经用滥了。但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呼吁和忠诚都已成了问题。许多公民和政府认为他们缺少影响力（即呼吁力），而这会影响到忠诚。

　　如今，更是产生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可能性。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提出了“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围绕卡梅伦最近关于欧洲的演讲的讨论表明，英国的欧洲怀疑派和欧洲最正宗的统一派包括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等标志性人物都欢迎英国的这一提议。

　　英国的退出会让欧洲心痛并让英国制度改革更容易成功吗？它会让欧洲成为一个更稳定的政体吗？赫希曼的框架有助于指导我们思考忠诚和感情如何产生表明不会。

　　国家不喜欢被孤立的感觉。它们希望看到其制度和价值为邻国所用，这便是产生忠诚的动力。因此，欧盟在不断扩张，而美国总是喜欢在全世界推销民主。

　　并不是只有民主国家热衷于扩大影响力。苏联也希望在周边营造由观念类似国家组成的保护圈，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曾以法西斯主义成了极有竞争力的输出品而自豪。

　　承认退出的可能性逆转了培育忠诚感的基本过程。一些其他诱惑可能由此出现。

　　英国感到越来越难以经营与日渐官僚主义化的欧洲关系的一个因素是，英国人认为其价值和制度更接近于美国或其他前殖民地英语国家。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欧洲怀疑派创造了“盎格鲁圈”一词，用来描述比欧盟更成功、更具扩张力的模式。

　　作为极具吸引力的永久性伙伴，美国一直是破坏英国对欧盟忠诚度的“第三者”。因此，英国失去了为有效的欧洲改革出力的动力。

　　事实上，英国上一次为欧洲大声疾呼是在20年前。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成功推广了一体化内部市场的思想。单一欧洲法案所隐含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极大地受到英国去监管化观念的启发。当时，德洛尔提出引入单一货币作为补充和完善单一市场的办法。

　　然而，自此以后，美国的金融模式（强大的金融机构在监管宽松的市场中繁荣昌盛）和美国的干预模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显得更有活力，也与全球化世界的需求更为一致。

　　美国梦的这两大要素如今都失去了吸引力。对伊拉克的干预被证明完全建立在伪善的基础上；金融业也发生了崩溃。但英国仍因其他原因而对美国趋之若鹜，而且极不情愿参与到“呼吁”中去。

　　美国对英国轻浮行为的后果大惊失色。英国希望融入整个世界，而不是欧洲海岸内的一隅。对美国来说，对付作为整体的欧洲更容易，特别是当欧洲对共同社会困境的答案看上去对美国同样适用的时候。

　　其结果就像是身份模糊的莎士比亚戏剧。欧洲和英国是夫妻，但英国希望深入开展和美国的关系，而美国又更关心欧洲。

　　强化忠诚的机制不容易建立。最佳的模式是巩固昔日欧洲梦的积极模式，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重现这一局面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也可能发生对忠诚的负面刺激，导致人人维持适当的行为标准。其中的风险在于感情出轨喜剧可能以引诱者和被引诱者双双受罚收场。

　　现代版“红字”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时代对通奸的惩罚会是什么？或许评级机构知道答案。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历史学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

　　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