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刊文称：中国不同地区应有不同增长模式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日前登载印度、中国及美国研究所国际经济主任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新加坡欧盟中心访问学者丹·斯泰因博克撰写的题为《一种增长模式不适用于全中国》文章，以欧洲工业革命的经验为例，认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一蹴而就，更不应在全国采取同一种模式，如在发达地区要转向消费拉动，而在发展 中 地 区 可 以 采 取 有 效 投 资 的 策略。

　　增长模式并不单一

　　文章说，中国去年12月中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的经济政策定下基调。今年的关键任务包括促进消费支出，扩大基础项目的公共开支，推进城镇化并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北京要着手转变增长模式，但这种转变不大可能是突兀的、单一的。在中国，这种过渡很可能是渐进的、二元的，也就是说，既需要消费也需要投资。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与欧洲大陆相仿，其增长模式的任何重大变化都需要时间。此外，正如消费对 沿 海 一 二 级 城 市 的 繁 荣 至 关 重要，投资对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地区更为关键。

　　文章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一夜之间转变增长模式。开启工业革命的是曼彻斯特的纺织业，这座英国城市在19世纪初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工业市场，被称为“棉都”。但是，曼彻斯特并不代表整个英国，英国也不同于欧洲大陆 ， 如 荷 兰 、 德 国 和 法 国 。 在 荷兰、德国和法国，工业革命晚些时候才启动。

　　此外，欧洲大陆也不等于整个欧洲。工业化用了一百多年才从欧洲一级都市扩展到中部和东部边缘地区。二战后，罗马尼亚迅速工业化，企图创造一个“多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背负日益沉重的外债。20082009年衰退前，罗马尼亚的增长率居欧洲最快之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还在追赶欧洲其他地区。

　　简而言之，工业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就从曼彻斯特扩展到罗马尼亚最偏远地区的，在欧洲各地也并非以单一方式出现。事实上，工业化随时间的推移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发展用了很长时间。

　　改革才是唯一模式

　　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用了200多年时间。在中国，这其实只持续了30多年。此外，规模上也有很大差异。19世纪20年代，当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时，欧洲的总人口仅为1 .33亿。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口却超过10亿。

　　19世纪中叶，曼彻斯特的确开始转向消费，但这在当时的欧洲与其说是普遍现象，不如说是例外。与此同时，正在迎接工业化剧变的欧洲大陆却在与革命暴力斗争，暴力导致1848年革命。东欧有很大一部分仍然从事农业，落后迟滞。罗马尼亚则梦想着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去。

　　当然，今天工业化的速度确实可以比200多年前快很多。尽管如此，增长模式却不可能一夜改变。未来若干年，中国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通过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启动改革开放。这些特区大多在广东，靠近香港和澳门。不久，改革就从深圳和广州这样的城市扩展到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20年后，这些大城市的成功掀起的涟漪带动新一批中国城市。但是，发展在全国各地并不均衡。生活水平常常用人均G D P衡量，中国最富和最穷省份之间可能相差十倍。

　　今天，美国的人均G D P超过4 .8万美元，而泰国的人均G D P仅为4900美元。正如我们不会主张在 美 国 和 泰 国 推 行 同 样 的 增 长 模式，一种模式也不适合众多个“中国”。适合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增长模式不适合比较贫穷、工业化较低的内陆和西部地区。

　　中国的不同地区需要不同的增长模式。推行这种模式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这反过来将挑战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就像从英国和欧洲大陆到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地一样。

　　渐进的过渡可以加速，但不能强迫。在中国，成功的增长模式必须针对各地的不同而调整，这体现为在发达地区转向消费，而在发展中地区则进行有效的投资。 (关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