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反腐立法，期待广东先行先试

　　时逢中央反复强调反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各地方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于反腐的讨论也变得愈加地热烈，舆论的回应更是被持续激发。这一态势在以改革重镇自居的广东省两会上，更是有着格外突出的体现。1月29日，省长朱小丹在参加佛山团分组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就政府接受监督和防治腐败的问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前段时间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讲话时特别提到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我想，广东地方立法也可以先行先试。”

　　此一轮反腐讨论虽然热闹异常，其中尤以几位领导带头表示，只要接到通知就愿意公开财产而达到了舆论热议的高潮。但真正涉及制度建设的讨论，似乎有些被搁置了。反腐的舆论兴起当然非常重要，只有经过一个议程设置的过程，整治官员腐败才能再一次地被“问题化”。但假设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最终只是推出了一些临时性的表面措施，甚至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那么即便体制内的官员再大胆，舆论的呼吁再激进，两者呼应的结果也无法留下值得后世称道的制度遗产。

　　“唯制度论”的观点当然过于偏颇，但对于制度建设有着太多空白的时下中国，对于制度作用的特别强调并不为过。以反腐工作为例，要么在事前有预防措施，要么在事后有惩治措施，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但具体来看，事前预防的主要措施比如人大对于政府预算的审核和监督，在这一环节，并不是说人大代表缺乏审核监督的意识，而是目前所通行的预算列表设置中，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明细。在此次广东省两会上，来自东莞的代表周光荣就明确指出，财政厅提供的财政预算报告中，所有“其他”项目加起来的资金总额接近230亿元。

　　没有法律的强制规定，代表们所拿到的预算就拥有太多的弹性空间。这些弹性空间恰恰提供了官员腐败的温床。而面对此情此景，虽然有财税专家也在呼吁，“代表们看不懂预算，就投弃权票”，但这种个体的呼吁毕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更无法杜绝制度上的巨大漏洞。

　　没有预算上的公开民主，腐败者就可以永远获得足够的资本；而没有官员财产的公开透明，腐败者就可以顺利逃脱法律的惩处。对于事后惩处这一点，中国的法律并非给人宽宏大量的印象，仅仅是法律在很多时候被搁置不用。其原因就在于作为公权力掌握者的官员，自己和家庭的财产状况始终作为一个秘密存在。这也导出一个推论，存在已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无太大的社会意义，只有向社会公开，引入社会的监督力量，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效果。

　　此前的广东各地两会，有多位书记、市长都表示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更是直接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房产状况。一时间，尴尬的情况不期而至，那就是当官员变得越来越开明，他们愿意成为更加透明的官员，现有制度反而成为了绊脚石。因此，从这里出发，广东如果能够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地方立法，推出一个路线图，并将公开的岗位、方式、范围、时间等等细节落实，它所带来的意义必将是历史性的。

　　此一轮反腐讨论延续至今，最值得期待的结局还在于官员态度和舆论呼声都能落到地方制度的启动与创新上。制度建设的第一形式，当然是推动法律的制定。从预算透明到官员财产公开，所形成的正是两道监督之闸：前者将公共财政的口袋掐紧，后者将官员个人与家庭的财政状况公开。而要将此一抽象而美好的理念真正应用于实际，加快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落地，便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存在。就此而言，朱小丹省长的话既振奋人心，又让人充满期待。我们也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广东的政治改革能够与经济改革一样，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成为改革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