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城镇化的敌人是城镇化

　　1、城镇化在十八大后成为财经界的热词愈演愈烈，多位高层也就此表态，不出意外在未来十年成为纲领性经济政策。你怎么看待城镇化？城镇化该由谁来主导？

　　自中央领导，特别是十八大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来，城镇化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出台了相应的规划和纲要。城市化和城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概念，但如党国英教授所言，没有根本区别，城镇化一般是指小城镇化，城市化一般理解为大城市化，但城镇化也可以包括大城市化，在这里，城镇化包括了城市化。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有这么几个背景：一是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不满足于简单的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是向往“宜居”之地，有更高品质的生活，享有更丰富、更高质量的服务，这往往只有在城镇中才能实现，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过去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到满足物质、精神、健康以及文化等全方位需要的转变，或者说我们即将进入到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阶段，实现这样一个飞跃，当然是离不开城镇化的，所以，在差不多十年前，中央提“新农村建设”，而现在提出“城镇化”，着力点从“农村”转变为“城镇”，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是政府试图通过城镇化来解决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以及年轻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市民，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家立业，当前，数量巨大的人群面临无处安家的窘境，我们可以体会他们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拖累中国未来各个方面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的稳定，可以说，这已经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三是城镇化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当前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外需不振等较为恶劣的环境，而城镇化建设，可以既起到拉动投资需求，又拉动消费需求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并且，中国城镇化短期内不会结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可以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

　　城镇化或城市化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前几天，许小年教授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城镇化不是谁设计出来的，城镇是扩展秩序所形成的无意识的结果和体现，从经济学上说，城镇自发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城镇的核心是“市”，而非“城”，城镇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市”，先有“市”，再有“城”。如斯密所言，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的时候，分工就会深化，效率就会提高，在城镇中，还产生各种“正”的外部性，即知识和信息能够为更多的人分享，相关的还有规模经济效应和网络效应等等，这说明城镇有自我成长的内在机制。

　　城镇既然是由“人”组成的“市”，那么其城镇化的主角当然应该是“人”，而非某个特定的组织，如政府。城镇化的主角是“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镇化的推动者是人，千千万万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他们带来了城镇发展所必需的智慧、资本、才能和体力，人们到城市寻求改善处境，正是人们的这种“自利心”，而非有意识地建设城市的“公益心”，推动了城市的成长。二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也应该是“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

　　然而，在中国城镇化的现实当中，很大程度上却存在着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背离。表现为政府替代了非无数的个体，成为了城市化的主角，这样，城镇化就变成了“政府的城镇化”，而非“民众的城镇化”，所以，我们的城镇化都有很明显的政府烙印，比如，各地的城镇建设都差不多，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比较单调，缺乏多样性，也不够人文，最近《金融时报》一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作为政府，其思路、动机和行为在各地大致都是差不多的，你让没有差别的政府去搞城市化，作为他们的“产品”的城镇当然也就大同小异了。

　　政府能造物理意义上的“城”，搞硬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城镇化绝不只是硬建设，城镇化更多的是社会的成长，也是社会成长的体现，光有城，没有社会，不是城镇化，在这个社会建设方面，政府的介入，很有可能会有阻碍作用。在古希腊，城邦是人们进行民主议政等公共活动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城镇化，也应该把民众享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参与公共治理作为主要的内容。

　　正是一直来，我们把“造城”，而不是把城镇的“社会成长”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内容，才导致了城乡分割、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不能融为一体等“二元化”这些问题。

　　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即城镇化，不是要为居民、农民工等提供什么，比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等这些政府认为构成幸福的各种要件，而是要关注他们自己改善自己境遇的“行为”，关注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是否阻碍了他们改善自己处境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着眼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可以实现的那个“结果”，而着眼于他们行为的那个“环境”。

　　假如把城镇化作为“任务”交给政府去办，那么不难想象，又是新一轮的大跃进，其结果是通胀，而通胀对那些在城市没有固定资产的年轻人和农民工来说，却是最大的敌人，因为通胀之后，他们在城市安家的压力更大了，受通胀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需要城镇化、想要城镇化的这个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敌人。

　　2、你认为城镇化的方向是什么？大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为什么？

　　城镇化是市场力量的结果，我们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去消灭农村，城镇和农村不是对立的，在台湾、日本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旅行，经常看到乡村和城市和谐共处，融为一体，而看不到它们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理想的状态。

　　理论上，是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城镇化，斯密对此有论述，他说“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城市中的资本，特别是制造业的资本会流出城市，寻求合适的投资场所，这样在资本落脚的地方，就形成城镇，或使原来的城镇扩大。在大城市的周围，会形成组团式的城镇群，这往往就是资本流动的结果。当然，也有的城镇的形成和扩大，并非得益于大城市资金的流入，而是由于自身具有工商业的基础，如浙江、江苏和广东以及全国很多地方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城镇就是这样。

　　在过去几十年，因为人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一些乡村消失了，特别是山区的一些乡村。同样地，一些城镇也会面临这样的命运，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一些城镇会壮大，而另外一些会衰落，但是我们不可能事先预测哪些城镇壮大，哪些会衰落，假如政府人为地去推动城镇化，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它所建设的，很可能是一个注定要衰落的城镇。

　　一般来说，大城市的谋生机会更多，正常情况下，人们会优先考虑居住在大城市，因此，大搞城镇化建设是有很大风险的。

　　3、户籍是提及城镇化绕不过去的坎。我们看到户籍改革面临了既得利益很大的改革阻力。你怎么看？户籍改革该如何破局？

　　城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制度问题，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我们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前述那种二元结构的存在，原因也在于户籍制度。

　　城镇化的核心既然是“市”，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户籍制度却对此施加了限制。户籍制度使福利和身份挂钩，使部分人拥有特权，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制，违背了城镇化的根本要求。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但等级制现象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户籍制仅仅是中国等级制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甚至连城市都区分不同等级，如“副省级城市”比一般城市级别高，省会城市又比副省级城市高，级别高的城市权力更大。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资源分配根与城市等级挂钩，级别高的城市分配到的资源最多，而最下层的乡镇就没什么资源，所以造成了大城市象欧洲，而农村象非洲的状况。

　　要城镇化，就应该破除各种等级制，包括户籍和城市的等级等等。现在说要把一些经济发达的“镇”提升为“市”，这也还是等级制的观念，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户籍制度背后是福利，户籍制度改革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很自然的。消除户籍制度的核心，是要取消背后的政府福利，把当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让市场机制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