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美好的距离(组图)

　　我们和美好的距离

　　by伊险峰

　　资深媒体人

　　很多时候，我们会憎恶自己所处的环境，它束缚了我们表达的自由，让我们处处掣肘于各种纪律和从来都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的规则，然后抱怨没有足够的报道空间，实际情况当然确实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可腾挪的空间里表现出足够的价值。至少在我看到西达尔塔·德布的《美丽与诅咒》时，我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全球化时代的印度”。对“全球化”这几个字，中国即使不是最热情的，也一定进入到Top3之列，但在我们这里，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以及如何利用机会的人似乎更多一些，而像德布这样去研究其背景下人的状态的似乎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有分量的书，更不要说去剖析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家们背后的那些各种或大或小的秘密了。

　　我们写企业家的书其实一点也不少。商业媒体出身的作者贡献尤其大，只要这个企业家没有出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不吝溢美之辞，那种可以贴身采访动辄声称看了多少档案聊了多少小时的作家，更愿意把企业家的“表达”看成是最重要的事。客观一点说，因为大家自由表达的机会不多，所以即使是大企业家们在“表达”这个领域也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所以让他们多讲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这显然不能作为全部。更不应该等同于“公众需要的，只是企业家们在讲什么”这是一位以擅长写作企业家题材的作家的观点，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我觉得这就把自己的工作等同于机场书店里喋喋不休的视频。我倒是更相信这样的现实：采访一个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而企业家愿意把这个资源奉送给你，你付出的成本就包括了你要更乖一点，更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大佬讲的所有东西。

　　而另外一方面，来自于非商业媒体背景的作者则更容易采取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通常来说他们只是在面对企业家的群体的时候是这样，但在面对一个个体的时候，这种愤世嫉俗会神秘地消失，这个时候他们通常更愿意看到或者探究有关“人性”的那一部分，而且这个时候往往跟德布所感知的相反，与商业媒体背景的作者表现出相似的态度，这总是让人感觉遗憾。很难说这是来自于这些作者背后的媒体的经营的压力，内容生产缺少独立性总是会成为另一个借口在理想主义者的憎恶清单里一定有一个同一个媒体公司内部的经营部门，通常来说，他们在老板那里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也更容易成为最后那个“拍板”的人。

　　插句题外话，这与另外一种情况有相似性。在我们这个媒体属于宣传机器的国家里，媒体本身缺少必要的商业训练，而媒体的记者、编辑和所聘请的作者又更容易把自己视为启蒙者宣传者和启蒙者在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会让很多人感觉尴尬。所以当有媒体提出要进入市场并愿意为读者“提供服务”的时候，旁观者会流露出你是一个没有操守的人表情，或者表示同情，该旁观者可能会有这是一种“逼良为娼”的感慨于其中。这倒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可怕是当这个旁观者也要走向市场的时候，他往往会恨不得一屁股坐到恩公的大腿上，感觉只有这样才是市场导向。

　　当然，他可能会在夜半无人时，感慨一下世道之艰，对自己的妥协充满悲壮之感，没准还会潸然泪下?实际情况可能是，他从开始就错了：他不应该错误地把市场原则当作一种对理想的背叛，他也不应该把市场当成是纯粹的交易，他在暗自垂泪感慨堕落的时候，更不应该记在为读者提供了服务这个点上，读者其实不需要堕落。

　　西达尔塔·德布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他没有在我们作者身上经常出现的那种“代入感”，我一直觉得疏离是观察者的一个必要的素质，所以他既会看到那些企业家冠冕堂皇的说法背后生意的真正要诀，又能去观察那些中产阶级或者所谓的“穷人”。所以在《美丽与诅咒》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具体的人：志得意满的企业家、失去生存根基的农民、工程师、农民工和酒店工作的白领，这差不多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容易出现的那一群人，但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都把他们视为群落甚至是一个想像当中的金字塔的某一部分。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这里经常会看到的是表示廉价的同情，廉价的呼吁，廉价的关怀这些廉价的声明和态度通常来说是正确的，但我经常看到的是它最后总是更容易换算成大V，换算成粉丝，换算成同仇敌忾的联盟、聚会、圈子、相互取暖、我道不孤。

　　很有趣的是，在罗伟林所写的《赤道之南》这是一位记者写的有关巴西的书，作者提到在巴西经常听到的一句来自中产阶级的话是：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如果我们也动用一点“代入感”的话，这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比比皆是，有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会跑出这样的冲动，在我看到这两本书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脱口而出，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件不那么体面的事：它所代表的还是一种对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缺少存在感，而这很难不影响到他对其他人的判断。

　　比如在遇到一些权势人物的时候。当对方的存在感更强大或具有压迫性的时候，作者试图证明自己“是谁”的空间会减弱，这差不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气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容易从《寻路中国》作者彼得·海斯勒那里读到对中国那些平常被我们称为“芸芸众生”、“路人甲”之类的合适描写。距离感、心理优势建立在他身份的基础之上，但对于我们来说则很难复制一个《纽约客》的背景。不过，我觉得这并非不可训练，这种训练不是来自于文笔或者写作技巧，而更多的则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疏离。

　　在《王国与权力》这本书中，盖·特里斯提到《费城公报》的出版人乔治·奥克斯(《纽约时报》出版人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的故事：当时，费城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但很有势力的一个组织拜访《费城公报》，抗议乔治·奥克斯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不提任何建议。乔治告诉这位市长，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这个市长的办公室，他极力避免跟这位市长谈话。”

　　乔治·奥克斯会认识到自己左右选举的能力，但如果让他成为自己所报道内容的受益者，这就变得不体面了。于是他就采取“傲娇”的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他既不会因为广告主威胁撤广告而改变，也不会做新任市长的“恩人”。他不需要证明他是谁。

　　同样在这本书中，提到《纽约时报》早期的创办人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他是林肯竞选班子的成员，共和党的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他个人深陷于美国的政治当中，但在《纽约时报》那里，仍像以前一样是冷静的、不爱争论的、不剧烈的。它只用一个栏目的标题公布了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李将军的投降，对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我们能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品的原因，也是我们很少看到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好作品的原因。上面提到的这些书，它的作者都有“媒体记者”这个身份，通常来说，他们拥有更好的机会来为我们介绍一件事、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他们并且有更好的专业性的训练，而我们之所以缺少这样的同等优秀的作品，则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本身出现的问题，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对权势人物的谄媚，缺少疏离感，对自己认识不准确，或者是对自身存在感的过分不自信，这些导致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我相信好的记者出身的作家作品一定会是很重要的书籍来源，所以我会更关注媒体记者和媒体环境所能带来的东西。所以最后要说的可能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与我们密切相关。我所尊敬的一位出版人，做过大量的揭黑报道，同时又有坚定的改革信心，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创造一个很美好的未来，这是我尊敬的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我做不到。但在另外一个层面，同样是这位出版人，还会做用“有可能的公开报道相威胁来谈广告”这样的事情。我听到过各种对这种创收方式的命名，恶意一点会说，这是“保护费”模式，善意一点会说，这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防御性投放”。不管哪一种，都是可耻的。我在听说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的时候，三观差不多要碎了。虽然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事习以为常，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身处其中，这种丑陋来自于我们每个人，来自于我们自己。并且我觉得西达尔塔·德布在看待他所身处的印度的世界的时候，在他脱口而出“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在他洞悉了那些赖以成功的企业家和那些又渴望又感觉被排挤被抛弃的中产阶级互通的命运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写出了属于印度社会的秘密，他理解的美丽印度、繁荣诅咒，他理解的全球化，那是真实的，因而也就写出了美好的那一面。

　　或者说，西达尔塔·德布与美好的印度可以融为一体。而我们在写作、立场上和思维方式上所欠缺的，就是我们与美好的距离。


　　很有趣的是，在罗伟林所写的《赤道之南》这是一位记者写的有关巴西的书，作者提到在巴西经常听到的一句来自中产阶级的话是：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如果我们也动用一点“代入感”的话，这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比比皆是，有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会跑出这样的冲动，在我看到这两本书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脱口而出，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件不那么体面的事：它所代表的还是一种对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缺少存在感，而这很难不影响到他对其他人的判断。

　　比如在遇到一些权势人物的时候。当对方的存在感更强大或具有压迫性的时候，作者试图证明自己“是谁”的空间会减弱，这差不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气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容易从《寻路中国》作者彼得·海斯勒那里读到对中国那些平常被我们称为“芸芸众生”、“路人甲”之类的合适描写。距离感、心理优势建立在他身份的基础之上，但对于我们来说则很难复制一个《纽约客》的背景。不过，我觉得这并非不可训练，这种训练不是来自于文笔或者写作技巧，而更多的则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疏离。

　　在《王国与权力》这本书中，盖·特里斯提到《费城公报》的出版人乔治·奥克斯(《纽约时报》出版人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的故事：当时，费城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但很有势力的一个组织拜访《费城公报》，抗议乔治·奥克斯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不提任何建议。乔治告诉这位市长，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这个市长的办公室，他极力避免跟这位市长谈话。”

　　乔治·奥克斯会认识到自己左右选举的能力，但如果让他成为自己所报道内容的受益者，这就变得不体面了。于是他就采取“傲娇”的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他既不会因为广告主威胁撤广告而改变，也不会做新任市长的“恩人”。他不需要证明他是谁。

　　同样在这本书中，提到《纽约时报》早期的创办人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他是林肯竞选班子的成员，共和党的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他个人深陷于美国的政治当中，但在《纽约时报》那里，仍像以前一样是冷静的、不爱争论的、不剧烈的。它只用一个栏目的标题公布了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李将军的投降，对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我们能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品的原因，也是我们很少看到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好作品的原因。上面提到的这些书，它的作者都有“媒体记者”这个身份，通常来说，他们拥有更好的机会来为我们介绍一件事、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他们并且有更好的专业性的训练，而我们之所以缺少这样的同等优秀的作品，则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本身出现的问题，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对权势人物的谄媚，缺少疏离感，对自己认识不准确，或者是对自身存在感的过分不自信，这些导致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我相信好的记者出身的作家作品一定会是很重要的书籍来源，所以我会更关注媒体记者和媒体环境所能带来的东西。所以最后要说的可能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与我们密切相关。我所尊敬的一位出版人，做过大量的揭黑报道，同时又有坚定的改革信心，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创造一个很美好的未来，这是我尊敬的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我做不到。但在另外一个层面，同样是这位出版人，还会做用“有可能的公开报道相威胁来谈广告”这样的事情。我听到过各种对这种创收方式的命名，恶意一点会说，这是“保护费”模式，善意一点会说，这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防御性投放”。不管哪一种，都是可耻的。我在听说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的时候，三观差不多要碎了。虽然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事习以为常，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身处其中，这种丑陋来自于我们每个人，来自于我们自己。并且我觉得西达尔塔·德布在看待他所身处的印度的世界的时候，在他脱口而出“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在他洞悉了那些赖以成功的企业家和那些又渴望又感觉被排挤被抛弃的中产阶级互通的命运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写出了属于印度社会的秘密，他理解的美丽印度、繁荣诅咒，他理解的全球化，那是真实的，因而也就写出了美好的那一面。

　　或者说，西达尔塔·德布与美好的印度可以融为一体。而我们在写作、立场上和思维方式上所欠缺的，就是我们与美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