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当知青时每天最多赚2分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的大迁徙，数千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建立农场参加垦荒，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场罕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3600万人。在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事情，一个特殊的名词--“知青”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被永久保留。

　　如今回忆，时代更迭恍如昨日，记忆在农田麦浪中翻滚，知青岁月踉跄着3600万年轻人的亲情、友情、爱情，还有一个国家难以折返的命运。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做客第二期 “江湖”，为大家动情地讲述他知青岁月里的血色浪漫。

　　“江湖”沙龙由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搜狐财经是该活动的独家网络合作媒体。“江湖洞悉天下”，邀请嘉宾聊人聊天聊历史，侧重民间立场，草根叙事，国家情怀，侠肝义胆，源远流长。

　　以下为任志强先生在现场与观众分享的部分内容，有节选和删改：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先说说什么是江湖？整个社会中就分为两块，一块是官方体制，一块是江湖。江湖里有一个特点，和官场一样都得看看谁能当老大，所以水浒里头就得打一打，打出一个老大来。但是这个老大未必是靠武功打的，也许是靠其他的，比如说宋江就不会武功。

　　我们插队和它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有关系，就是你从一个体制之内进入了体制之外，到了我们这一代插队的时候，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意思就是说要自己养活自己，也就是体制内本来是上学、分配工作等等，给你轰到农村去让你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变化过程是后来才能体会的，但当时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什么心情呢？这是当时插队的人写的，汽车长鸣车为泣，深情柔意送千程，壮士离别兮，今生还复己。这就是我当时上山下乡的情况。

　　我们第一批去的是兵团，大部分是在1968年的时候，当时叫建设钢铁长城，王震在东北设立几个民兵师，这一批人里头就有我们比较著名周其仁教授、姜昆老师等等，他们都是去的兵团，兵团和插队的有差别：有人管着，有工资，还有能吃饱。后来分别有插队的，1968年底的时候有一批，我们学校的一批是去山西，然后1969年开始大规模的上海、北京去了云南，有一批去了内蒙，还有一批去了山西，还有一批去了新疆，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大概1969年3600万学生。

　　我们是1月9号去的延安，延安大家都觉得是革命圣地，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多穷，我呆那个村是当年革命时期村上建立党支部的第一个村，等我插队30年以后再回去，就是1999年再回去的时候，是全国最落后、最贫穷的9个乡之一，仍然那么穷。延安给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然那么贫困。

　　我们去那个村是延安县的冯庄公社郭庄子大队。那个具体地方离延安90里，离安塞30里。我们翻过一道梁就是青化砭，大家知道革命时候有一个青化砭战役，完全在深山沟里头，那个深山头里头出来一个知名的人物是王岐山。

　　那个时候要集合兵源，所以大部分招兵都从这些男校招兵，我们非常悲惨的是在文革之前上了一个男校，没见过一个女的，所以我们没启蒙。中央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决定一个男校跟一个女校合着去，所以我们配了一个女十中和我们在一个公社插队，就是一个男校配一个女校，遗憾的是我们先到那个村了，我们是1月9号，她们大概是接近于春节第二批才去。于是我们去的时候大概除了王岐山那个村有女人以外，剩下的村都没有女人。

　　当知青时最幸福是打平火

　　当时王岐山的窑洞是全公社最好的五口大窑，但是我们住的窑洞太条件没有那么好，旁边是羊圈，羊都在里头，羊圈的门就是现在搭小棚的地方就是羊圈的门，羊圈的门正对着小窗户，小窗户里头是半窑，就是没有门光挖了一个床的窑的半窑，站不起来。外头这个是主窑，等于一个半窑的过程，我就睡在那个窗户那儿。一开始我们半夜睡不着，为什么？晚上羊叫唤，有老鼠咬羊，羊在羊圈里动，老以为是狼来了。外头睡5个人，里头睡2个人，睡了7个人。

　　我们那时候比较穷，有个同学偷偷在老乡家买了十几个鸡蛋，然后一铲子油煎一个鸡蛋，一铲子油煎一个鸡蛋，等我们回来以后发现他没做饭，为什么？他已经撑得不行了，吃完了以后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吃鸡蛋了，后来5年以后、6年以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在北大当化学老师，但是当时这个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就是吃了那一次鸡蛋以后，以后连鸡蛋都吃不进去。

　　这是我们当时住的窑，在村口上有一个像牌匾和屏风式的东西砖砌的，干嘛的？里头有一张毛主席像，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得去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才能回家。早请示就是说今天要干什么，队长就宣布今天要到那块山耕那块田，晚汇报回来以后今天劳动有没有偷懒。

　　我在延安从1月份去最后呆到了大概7月份，从山上掉下来把胳膊摔折了，所以我就从此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等我胳膊好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妹妹比我岁数小，她去了内蒙莫力达瓦插队，我又到那个地方插队呆了几个月，等于我插队时间不长，我们去的时候大概给我们6工分，10分是一个工分，一个工两分钱一盒火柴钱。等我们到收麦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每天干活的钱不够分那点麦子的，分了多少麦子，七斗麦子，斗大概这么大，一个斜形的斗，一个人分了七斗麦子，这七斗麦子就是我们一年的细粮，收了麦子以后我们就跑到村里头碾子上开始磨面，那时候我们比较傻，磨了面以后磨了一箩又磨一箩，磨了两箩以后，就急着把新的麦子拿去蒸馒头，等蒸完蒸馒头发现咬不动，全是面筋，然后再把咬不动的切了再去炖汤，结果馒头没吃成，炖了一锅糊涂汤，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时候最幸福是什么呢？最幸福打平火，什么叫打平火，一个人凑一块钱，十个人凑十块钱，十块钱可以买一只羊，买一瓶酒，然后现场杀羊，拿酒弄两个膜大家大吃一顿，这个羊有多重，大概羊有10来斤，羊皮还给人家，买队里羊大概就这么点钱。这个钱是多少钱呢？我们村里最贵重固定资产，是一辆84块钱的小推车。这个驴车84块钱，那是我们固定资产，去拉碳拉煤就要靠这个车，到王岐山队旁边的一个地方，大概离我们有40多里旁边一个煤窑到那儿把碳拉回来，王岐山的老婆就想下煤矿看看什么样，她也有缘，下煤矿的时候甩着大麻绳筐，她坐在筐里头，那个绳折了，把她一下掉到煤矿井里头，把腿给摔折了，在我胳膊折了以后没多长时间，她也回北京了。

　　知青的粮食和精神一样重要

　　我们在村里头的时候，虽然没有小芳，但还是有偷鸡摸狗，好就好在我们比较聪明，从来不偷本村的，你要偷本村的，村里人就把你打出去，都是路过什么地方悄悄在那儿弄一个鸡弄走了。偷鸡要有技术，弄鱼钩弄一个蚯蚓，假装不知道等着那鸡，在鸡前头走，等鸡咬上蚯蚓以后它就叫不出来了，然后你就在前头悄悄走，它就在后头跟着，一直出了村以后才能抓那个鸡。不偷吃什么？

　　这是我们当时粮票和钱，毛主席像章那时候都带着，有一天你换衣服忘带了，马上就有人揪你，你为什么不戴毛主席像章。这是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要去延安就得早上三点种或者两点种开始走，走90里地，然后才能到延安，到延安有一个最大好处，两毛钱能洗个澡，因为在村没有热水洗不了澡，大锅里煮出来水都是油花子，你也没办法洗澡。到哪儿洗完以后高高兴兴逛了一圈，我们就跑到宝塔山。那时候的宝塔山可不像现在的宝塔山，周围的树都没了，破的就剩骨头架子了。我们爬到最高的梁顶上，写上一个任志强到此一游，现在估计都没有了，因为一刷漆把那些东西都给刷没了。那时候心理兴奋的不得了，我终于到了最伟大的地方，回到农村突然发现所有的伟大都没用，对你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你还得该扛麦子扛麦子，该种粮食种粮食，不种粮食就什么都没有。

　　上山下乡每天最多赚2分钱

　　当时干一天活就挣2分钱，当然有的队富一点，有的队可以到2毛钱或者1.5毛。我们后来弄了一个扶贫工程，把山上的泉水用引到村里。这是人民银行的扶贫工程，人民银行出的钱。到村里以后按上管子，可以变成自来水。这个自来水不能随便用，每家还得搁一个大缸，自来水就是今天你开，明天那个村开，后天那个村开，轮流开，因为那个水不够。山上羊也不让上山了，就得圈养，因为上山以后就把山上草和柴火吃光了，还是荒山一座，就是圈养，用粮食剩余的秸秆来养羊。羊可以喝，人可以喝，剩下还不能随便用，你要洗澡还不行，洗澡到河里去。河里下雨的时候也有水，不下雨时没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非常落后，现在还仍然这么落后。

　　我们前头有一些工具可能一般地方都没有，3000年来，我们没有什么农业科技发展，还是牛耕地，驴驮山上，还有用犁、镰刀。打场用的木钳和镰架，镰架是一根棍，大概两米长，前头用一个羊皮的带子甩上一根木棍，木棍是两根树条，这么一摇棍前面树条就转，在麦子打击麦子，把麦粒打下来，这就是镰架，在场上这么打。打完了以后用木锨把它扬起来，让风把废料吹掉以后剩下是麦子，然后大家就开始现场分麦。

　　贫穷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公社最近准备办个博物馆，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叫知情插队博物馆，让我们帮助凑点东西提点意见，准备了一些资料。窑洞是改不了，现在村里稍微好了一点，最富就是我们的队长，开始盖了几口石窑，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砖窑，都是山上打石头，用石砌起来窑，有人说冬暖夏凉，冬天是山很厚可以保暖，但是门不保暖，还得挂个棉帘子，要不然风都从门里头吹进来。最惨的是刚去的时候下大雪，你挑水都爬不上山去。

　　“不算成功的扶贫经历”

　　30年以后我们回去过。这是我们当时插队7个人，最边上长的最高的，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少将，我们这个村里最有出息的；这头的这一个是前海南海关关长，也算是有出息的人；我们中间这几个都没什么出息，后边就是我们当时的窑洞。这是我们30年以后再回窑洞看到的情况，就这么破。这是当年我们回村以后捐的钱，我给村里捐了10万块钱。

　　2000年，第一个长假（五一长假）我们去到村里，他们几个人负责给村里买了电视机，我们买了一大堆肉、酒、糖，回村里让全村老百姓大吃一顿。结果发现大家只把羊肉吃了，猪肉鱼剩下没做，说留着以后再吃。所以，我们那顿只吃了羊肉，这是我们村里老少爷们，这是我们买的四特酒给村里人。

　　到现在书记每年给我通一两次电话。我跟村里人说，10万块钱建一个希望小学。村里人老少爷们坐在一块开会，讨论半天我们不要小学，我们那个村原来只有3口窑洞是一个小学，一个老师带三个年级，就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学生太少了。他们说我们上完小学以后没法上中学，因为上中学大概要走40里地以外。怎么办呢？他们说我们宁愿不要这个学校，老少爷们自己互相教教认认字够行了。拿10万块钱请县里拖拉机队，来给村里平几百亩田。第二年朱镕基提出退耕还林，当时村里大概人均不到半分平地，就是相对平的地不到半分地，退耕还林以后，我这10万块钱平的地把山头推了，平出一大片地来变成平地，一人两亩半地，当时标准就是两亩半以上的口粮田才能退耕还林。当年没下雨没法种地，我们5月份回去一棵粮食都没下地，虚土大概有半尺深，整个没种一棵粮食。现在回去以后发现满山都是绿的，退耕还林让山都绿了，我拿这个钱平的地变成村里的口粮田。据说我们这个村已经比别的村富了，就是因为有平地。

　　上山5月份了，一棵粮食都没种，天灾没有办法去种田的，一棵粮食都没种，所以非常非常惨，所以当时叫做最贫困9个乡。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找公社书记，我说你能不能组织一些人，我把他们带到北京去，到北京干嘛，我给你安排工作。当年回去的时候，我们村里一个人一年360块钱，相当于一天一块钱人民币人均收入。我说我一个月给你360，管吃管住管服装，完后，我就把他带到了北京。公社书记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高中生，初中生行吗，我说初中生也凑合吧。公社大概找了49个人，再也找不出初中生来了。我用汽车把他们连行李一块拉到了北京。

　　我们当时在顺义一个别墅，进城是不行，那时候要查身份证，而且不准农民工进城，我们就给他安排在顺义别墅区，女的当餐厅服务员、打扫卫生，男的当各保安，还让武装部训练两个月。三天以后这些人就熬不住了，开始往回跑，不到两个月就只剩两个人。

　　我发现不能用这种方法扶贫，用这种救济的方式扶贫，他们永远也不行，他们受不了自由散漫。因为你当保安你得站直了，你得按点，到点你得上班下班，他不干。其实我说360块钱已经是剥削他们了，但是我们管吃管住，因为所有都是我们提供，不止这点钱，可是这360块钱相当于他一年钱的收入他都不干。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教会他如何打鱼。后来他们弄了一个腰鼓队到各处演出，腰鼓队他们愿意，因为每天就演那么两三场，剩下时间都是玩，演这两三场再累他也能熬得住，腰鼓队到深圳民俗村还能挣点钱。但是确实让大家有点受不了，他们宁愿那么穷着，也不愿意出来干活。

　　过了十年，发现又变成300人了，没办法弄，政府帮助他也没办法。现在好了，因为退耕还林山上种上苹果，大家都知道山西从洛川开始一路苹果都丰收。今年又出问题了，丰收的苹果没人买。各种各样的矛盾会在不断的发生，对我们来说，想办法帮我们村里头干点好事，怎么也弄不成，所以大家看到，这是我们当年的痛苦与回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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