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当“国家的人”遭遇个人问题

　　近日，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冠军、浙江游泳选手孙杨与其教练朱志根师徒在游泳馆内争吵的场景，经媒体人士的微博发布而为公众所知晓。据说，朱志根批评孙杨因为谈恋爱而影响训练，而孙认为朱的训练太落后而想换教练。随后，央视体育新闻也对此事给予关注，希望孙杨“以大局为重”。

　　实际上，在孙杨获得伦敦奥运金牌后的半年时间，他一直是个话题人物，围绕他的话题包括，他要求组建个人经纪团队，被传耍大牌等，直到这次，因与女友交往、参加社会活动过多而同教练发生龃龉。

　　上述事件的逻辑大都具有现代背景。换言之，孙杨在伦敦奥运之后的经历，其实是在举国体制下，成名的运动员个体与培养他（她）的体制之间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一方面，运动员因竞技成绩卓越而赢得社会声望，也积累了社会资源，这使他在与体制的议价中拥有更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体制也因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而证明了自己的优越和不可或缺，这使其在与运动员的交涉中天然地占据有更高的道德位势。

　　如果把孙杨伦敦一炮走红以及此后他所遭逢的一切，视作一场事理凌乱的争执，那么，寓于其背后的是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的冲突，很难说哪一方绝对有理。简单以“举国体制的僵化”或“运动员素质低下”来评判，都会造成对双方各自合理诉求的误读。

　　必须承认，孙杨今日的成就，是他个人天赋的体现，是他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罔顾培养他的举国体制之功效。关键在于，在经费上支撑着举国体制的是无数个含辛茹苦的普通国人。无论孙杨的天赋多么卓尔不群，他都是举国体制结出的奇葩。与网球选手李娜、拳击选手熊朝忠等单飞的职业运动员比较，说孙杨是“国家的人”，毫不为过。

　　既然是“国家的人”，他与体制之间便存在着一种信用关系，他有义务报偿国家对他的付出。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央视评论所云“大局”二字，才有了明确的所指。而十年来与孙杨朝夕相处的教练朱志根，其实是一个“国有资产”的监管者。他的责任是防止孙杨竞技水平下滑，阻止“国有资产”因恋爱而贬值。

　　恋爱纯属个人问题，可恋爱中的人若属于国家，个人问题便上升到了“大局”的高度。孙杨与朱志根在“大局”中都处于矛盾焦点，后者比前者甚至更无退路。因为一旦孙杨竞技水平真出了什么问题，在体制层面他要背负“国有资产”贬值的骂名，在个人层面他还要承担“棒打鸳鸯”的恶评。这就是“国家的人”在处理个人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纠结与困惑。或许，这也可算作举国体制所衍生的特色话题。

　　放眼国际体坛，无论运动员成名与否，爱情之类的问题，一般仅具有花边新闻价值，即便运动员因恋爱等个人问题导致竞技水平大幅下滑，很少有人会将之与大局问题捆绑起来思考。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成名后绯闻不断，私生活也难称检点，甚至被曝出有吸食大麻的丑闻，但美国媒体少有从国家利益受损角度来进行剖析的，因为菲尔普斯的所作所为均是其个人的选择，无论是挑战公共道德还是触犯国家法律，后果均由其个人承担。菲尔普斯或沉或浮，都是他个人价值的褒贬，与国家无涉。运动员培养的市场体制与举国体制之别，在这个特定的环节上显而易见。

　　当然，市场体制与举国体制，在当下舆论环境中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运动员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与身份。说白了，就是运动员个人的选择能否得到尊重并为此承担相应后果的问题。往小了说，是有没有权利谈恋爱；往大了说，是有没有权利挑选教练以及组建个人团队。

　　上述问题，在举国体制下也许无法即刻给出成熟答案，但人们应该对此进行切实的思考。毕竟，隐于这背后的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即人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仅将人当作手段，那么一位运动员的所有价值就体现在他能否获得更多冠军。如果将人当作目的，那么一位运动员除了要在竞技赛场上获得佳绩，他个人素质的提高，品格的打造乃至个人问题的解决，也属于体制必须予以关注的范畴。

　　哪个少年不钟情！孙杨今年22岁，谈个恋爱很正常。爱情问题，对于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讲，是他成长过程中应该踩到的步点，无论以什么理由干涉之，在方法上都是粗糙的，或者说在观念上是落伍的，顺其自然才是正解。

　　而据最新消息，为了让孙杨收心，投入训练，浙江体育局准备发动温情攻势，将他的空姐女友调到浙江体育系统工作。不知这份温情能为孙杨再创佳绩助力几何。可动用体制资源来处理个人问题，至少有损公平原则。

　　或者可以说，孙杨的个人目的圆满达成，但对于更多籍籍无名的“孙杨”来说，他们的个人问题靠什么解决？莫非，只能把自己当作彻底的手段与工具？

　　作者系上海学者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