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3月将卸任央行行长 被称“最灵活”行长

　　2013年3月，周小川即将卸任中国央行行长之职。

　　他收获了诸多赞誉。作为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职的十年，是中国过去30年中通胀水平最低也最稳定的时期。从北美、亚洲到欧洲，多位官员和业界人士称赞他是一位世界级央行行长。

　　然而谤亦随之。他在 任央行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负了“货币超发”的指责。

　　他将带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遗憾卸任，也许遗憾还有更多。生平抱负是否尽展，他人无从知晓。

　　“周小川是中国经济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远投向中国经济的逻辑深处。”有学者评价道。

　　“最难搞懂”的行长

　　身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常被国内媒体冠以“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周小川说话爱绕弯子，也被市场和媒体认为是这位央行行长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处鉴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这也体现出周小川的谨慎作风和精深学识。

　　他的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关注。市场竭力挖掘、揣测他一字一句间可能蕴含的信息，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维。2012年两会期间，在央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人民币升值是否已经结束”这一问题，周小川回答了两段话。他总结说：“我想这个事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

　　这一表态却让国际两大顶尖财经报纸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猜测。发布会翌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题为《中国暗示人民币可能停止上涨》的文章。而《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是《北京暗示人民币的上涨还未结束》。

　　有记者评价，央行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的表现“像一位老师面对期末考试前来套题的学生，既严肃又狡猾。”

　　更多时候，“学生们”没有“套题”的机会。在两会新闻发布会这样的“规定动作”之外，他在公开场合极少主动提及货币政策。2008年12月，周小川在一个公开论坛上作了题为《扩大内需、升级换代、关注气候、支持减排》的演讲，阐述金融市场在碳配额定价中的作用。当他从全球变暖侃侃讲到二氧化碳捕获技术时，台下众人已经完全“石化”，习惯翻译金融领域的同声传译也磕磕巴巴，不知所云。

　　2010年3月4日下午，周小川在两会政协经济组驻地被记者围追堵截。他微笑着比了一个“六”的手势，意思是6日发布会上再回答问题。但几分钟后，网上就传出“周小川暗示6月加息”的消息，甚至股市在尾盘时也向下跳了一跳。这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但这些或许都不是让周小川最无奈的事情。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周小川在国际场合也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时媒体甚至官方发布的新闻令人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就在“钓鱼岛”事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时，在墨西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周小川与日本财务大臣城岛光力相遇。一转身城岛光力就向日本媒体高调宣布“与周小川在会议期间相遇并有谈话”，并宣称“能打一下招呼本身就有一定的含义”。城岛光力还进一步推断说，双方将“在可能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

　　周小川的“难搞懂”更多时候可能源于他的学识精深。

　　他年轻时在黑龙江852农场插队，这是一座紧邻俄罗斯的农场，他的师傅姓杨，是山东滨州人。杨师傅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周小川非常好学，经常捧着书苦读。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直至博士毕业。鲜为人知的是，2006年在852农场成立50周年之际，周小川以个人名义捐了一笔钱，回报这片自己曾洒下青春汗水的黑土地。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时阅读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献材料，在车上、在机场、在无聊的会议上，随时会掏出一篇英文论文来研读。据说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一些文件的批示中常常出现英文。那时证监会官员一有空就苦练英文，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周小川到央行之后，有一次正开着会，一位司长就匆匆跑出来。原来是周小川布置工作时用了一个颇专业的英文名词，这位司长不明白单词意思完全接不上话，又不好意思问，赶快跑出来找助手翻词典。

　　在一些会议上，外国官员或嘉宾用英文提问甚至“刁难”，他也能用英文从容“回敬”。2010年博鳌论坛上，主持人格林伍德突然抛出一个政治涵义很浓的问题，质问周小川“中国不太愿意担当全球领导的责任”，随即还有意转过头去问印度央行行长“印度是不是更愿意在海外事务中发挥效应”。周小川用英文引用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点，四两拨千斤地回应了咄咄逼人的提问，表达了中国坚持和尊重由多国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秩序。周小川的“高深莫测”再次派上用场。

　　“最时髦”的周主席

　　周小川在证监会的经历颇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证券市场至少有三件大事要追溯到周小川。一是QFII。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三是证监会放权。

　　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甫一到任，就提出众多改革思路。对于之前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前沿的思路很有挑战性，但也引起了“书生意气”的质疑。

　　十几年前，国家部委大批引入海归还比较少。但当时的证监会随便掰掰手指头就能数出高西庆、史美伦、汪建熙等一大批有海归背景的官员。

　　在他任内，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跨出一大步。证监会开始密集研究国际证券市场的经验，华尔街、芝加哥期交所频频看到中国证监系统人员的面孔。证券市场引进国际会计准则也是从那时开始。2003年，QFII正式进驻中国股市。鲜有人知，在此之前，整个团队已作了大量铺垫。

　　也是在其任内，国有股减持的思路第一次开始付诸实践，尽管由于环境条件不成熟被搁置，但为之后轰轰烈烈的股权分置改革打下了基础。

　　周小川有一句名言：“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他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整肃市场秩序。在他任内，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在2002年12月5日的一个论坛上，即将离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做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我们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这是他对主政证监会思路的一次总结。

　　证监会主席向来是坐在“火山口”上。尽管他的努力奠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几块基石，但也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流通股东反对这两次“滑铁卢”，引来“改革脱离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承受能力”、“股市杀手”等批评和质疑。

　　也有人说，作为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运气”不太好。赶上股指冲高下行，市场趋冷。还有一个遗憾是，早在他任内，深交所已经开始筹备创业板，从2000年8月到12月忙活了5个月，却因种种原因未成行。创业板就此搁置近十年。

　　尽管如此，美国《商业周刊》在2001年却将他评为“决策者之星”，理由是“他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韦加斯。”

　　“最灵活”的行长

　　作为一个思想者，周小川市场化理念最淋漓尽致的发挥还是在央行任期内。英国《金融时报》评价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周小川刚出任央行行长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即正式启动，周小川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十年时间，国有大行走出了“技术性破产”的困局，中国金融体系得以重生。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成为周小川行长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水落石出。令业内人士大吃一惊的是，注资动用了国家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所谓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用外汇储备注资在当时不乏质疑声。

　　“财政没钱，或者是财政不愿掏钱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有市场人士评价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开启汇改，并一次性升值2%，人民币汇率从此“浮”起来。当时也不乏反对之声，甚至有专家当面对他提出批评。尤其是外部对中国施加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奥巴马前顾问萨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场网球双打赛。据传，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说中美之间的汇率将由胜者决定。结果萨默斯输了。

　　2012年11月，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曾总结汇改，无疑，他对汇改成果总体是满意的。

　　但是，作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更多时候是无奈。最近十年是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最“灵活”的时期，可这并非有意为之。

　　2008年以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国的信贷和投资都进入高速扩张期，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快速上升。面对高通胀，又无法贸然加息，央行的货币政策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要体会灵活二字，央行其实早就说了，存准率没有天花板。”市场人士解读说。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学一次演讲中，抛出了“池子关热钱”的提法。他说：“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它需撤退时，将其从池子里放出，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说起来，“池子说”的面世颇为挣扎：当时会议主办方北京大学严禁记者报道，但周小川演讲结束后，在场几位记者商议认为这一提法意义重大，在北大教室过道上一起“拍板”决定令其见诸报端。

　　直到2011年，大家终于明白周行长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准备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其核心是抛出疑问到底是谁在累积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天人们终于可以领会他八年前提出这一概念时，其内心所蕴含的深深的忧虑。

　　2010年以来，周小川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信息，要为地方公共投资的融资机制“开前门而关后门”。其实是希望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找一个对冲安排，不能全压在国有银行的身上，否则，在软预算约束的框架下，最终可能全部由中央银行“埋单”。

　　“对他的话，听者当时往往很难领会其意思，但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关人士如是说。

　　“最难追”的行长

　　周小川大概是中国内地部长中被媒体围追堵截最多的一位，无论何时何地现身都尾随着庞大的记者队伍。由于长年周旋于记者包围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长，惯于打网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动迅速，被记者们公认为“最难追的部长”。

　　2009年两会上，周小川的满头银发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一名台湾女记者很关切地问，是否因为应对金融危机工作太辛苦，以致头发都灰白了。周小川回答说，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每天得到的信息较此前增加几倍，而且很难用过去经验、分析框架来对待今次问题，挑战很大，“因此，可以说央行的工作还是蛮操劳的”。

　　香港《文汇报》刊出了题为“行长解困忙操劳添白发”的文章。香港《经济日报》的标题是“行长黑发变白成压力指标”。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对次贷危机认识不足”的质疑声中，周小川确实饱受压力。

　　周小川虽然和蔼，但面对媒体提问是有“门槛”的。有时候他会反问媒体：“这个问题……你再想想？”意思是记者提的问题不够专业，等记者琢磨他的话时，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摆脱包围圈。有一次记者追着他问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是否会调整，他笑着说：“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

　　当然也有例外。2012年两会，周小川如往常一样被记者追着，记者们抛出一大堆市场关心的问题，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道“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是否应进一步加大”时，他停下脚步说：“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

　　会后不久，央行便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他的精力充沛惊人，行程总是满满的。例如，他经常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抵达国外某城市参加数小时的国际会议，随后不停歇地再飞十几小时赶回北京。落地在北京的清晨，周小川会随即赶往办公室开始办公，往往迎接他的是一场会议、一次外事活动或者还有一个演讲。

　　2012年末一个普通的周末，周小川出席了三个论坛并发表了三场公开演讲。其中一场演讲的题目是《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他指出，由于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通胀过热的冲动始终多于通缩。”

　　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许是他的一大遗憾。对于利率决策的自由度从始至终都困扰着央行。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应该下调贷款利率的建议”时坦言，“我对这一块的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

　　尽管媒体认为他“很难追”，但身边的人评价他“心胸开阔，境界很高”，比起很多“难伺候”的官员，周小川对很多小事并不计较。有一次在国外开会，会后周小川与外国官员交谈几句，出来时接送的车已经走了，随行人员很紧张，他却说没事，乘其他车返回驻地。

　　央行某官员开了一个实名微博，粉丝很多。有一次周小川对他说，“听说你的粉丝有好几万。”这位官员很忐忑，担心被批评不务正业，但周小川转而和他讨论其他问题了。

　　刚过65岁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众多版本。爱好打网球的他，下一个“球”将挥向何处？

　　本报记者 王栋琳 任晓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