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资本市场已大大异化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并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当做礼物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开启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大门。国际社会更是因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中国的资本市场，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尉文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王培君……也许你并不曾听说这些人的名字，但他们都在中国的资本江湖中，留下了自己的传说。

　　曾经名满天下，驰骋江湖的，前湖北证券公司董事长陈浩武做客第一期“江湖”，为大家讲述他的刀尖上的资本故事。

　　陈浩武，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长、湖北证券（现名长江证券）董事长。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江湖”沙龙由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搜狐财经是该活动的独家网络合作媒体。“江湖洞悉天下”，邀请嘉宾聊人聊天聊历史，侧重民间立场，草根叙事，国家情怀，侠肝义胆，源远流长。

　　以下为陈浩武先生在现场与观众分享的部分内容，有节选和删改：

　　资本市场已大大异化

　　我是2000年离开的资本市场，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在这个12年当中啊，我出来不讲资本市场，你们看到我在很多场合演讲，我在讲这个教育、讲公益、在讲税收，在讲管理，但是我从来不讲资本市场。

　　这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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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曾经有句话叫，远离毒品，远离股市。我是毒品跟我没有关系，股市跟我没有关系。我今天这个破戒了。之所以不愿意讲，这个我是有道理的。第一，我离开这个市场有12年时间了。我已经不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我心理讲，我认为这个市场，已经不是当年我们这一代人，投身这个市场时，所想象的、所要去把它建成的、所预期的、所期待的那一个中国资本市场，它已经远远不是的了。这个市场已经大大的发生了异化。

　　假如这个市场还有一个受益者，这个受益者就是中国证监会

　　假如这个市场还有一个受益者，这个受益者就是中国证监会。缺了中国证监会，这样市场没有受益者，所有人都伤痕累累。

　　股市最低点是1959点，1959点。1959点是比12年前的2000年 12月底的2073点还低了114点，这是上海的这个指数。12年，12年是个什么概念？12年在这个期间。我们中国的每一年的经济增长，都在9%到10%的这么一个高的增长。12年前，我们的GDP，是8.9万亿，12年后，我们的GDP是50亿万无论万亿，是50万亿。就是国民收入从8.9万亿，从不到10万亿增长到50万亿。我们的财政收入，从1.3万亿，增加到12万亿。我们的货币供应M2，从13.2万亿，增加到97万亿。

　　我说的三个概念，GDP的增长大概是4.6倍，M2的增加，货币供应的增长6.2倍。财政收益的增长8倍。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股市是个什么情况呢？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下降了114点。你说这是一个什么的市场呢？

　　当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去做资本市场。我是1952年出身的，今年61岁。这个什么叫岁月沧桑啊。我前天给的朋友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有一个50岁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好老，哇。结果一晃我们今年60岁了，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老家伙了。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意气风发的人物，意气风发人物。

　　其实中国最好的年代是80年代。

　　其实中国最好的年代是80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是非常活跃的。他为什么非常活跃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胡耀邦，一个叫赵紫阳。这两个人物，他有共同的特点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有历史责任感。那个年代是一个让人激昂，奋进，然后充满这种梦想的那么一个年代。

　　那个时候，唯才适用

　　当时也讲干部年轻化呀，我是1975年进行湖北人民银行工作的。我服侍的这个老板，现在叫老板，当时的行长。就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这就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跟他跟了7年，做他的秘书，帮他写稿子，帮他找文件，帮他这个，他到后来是对我信任的无以复加，到北京开会从来不带别人，就是我们两个人。

　　这是1983年的元月份。在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的一个电话，他说你是某某人吗？他说我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在今天去落实。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要为关广富同志，买到一张今天晚上37次，从北京回武昌的火车票。你一定要买到，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马上帮他去买票，买票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就把他送到火车站去。

　　送上火车的时候，当时的关行长，他是人民银行行长，他跟我说，小陈，我身上一分钱没有，你给我几十块钱吧。那个时候10块钱是很大一笔钱啊，你别以为现在。10块钱相当于现在1千块钱这个，结果，把他送回去了。我们还在北京开会，三天以后，他老人家从武汉到了北京。他来干什么呢？胡耀邦和习仲勋这两个人，找他谈话。谈完话以后，他又到会场会看我们，我们还在北京开会，我们的会还没有散。

　　这个时候，三天之后，他已经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三天之前到北京来开会他是人民银行行长，三天以后，回去以后，我在会议室他把我喊出来。他说小陈，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很小，小陈，我告诉你，你那天把我送上火车以后，我回到了武昌，省委我把就接到了会议室，已经8点钟了，就开始由前任省委书记宣布中共中央文件，他说我听，任命关广富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时候，他说我的脑袋啪的一下炸了，他说我的脑袋炸了，他连想到没有想到，连想都没有想到。就说，我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这些人，他并不是说他的爹是个什么官二代，他没有啊。他的爹妈都是非常普通的东北一个老农民。或者这个人平时提了一袋子现金和金条到北京跑了组织部，没有，我跟他在一起，他从来就没有过。他身上10块钱都没有，还找我拿。那个时候，唯才适用。就要一个懂金融工作，懂经济工作的干部，来领导湖北这个省委。

　　此人今天还健在，但是已经糖尿病缠身。邓小平南行的时候，曾经在武昌火车站见过他。见面就跟他说，老关啊，你不能姓关啊，你要姓开啊。

　　1千万建湖北证券

　　在当时那个年代，你不当官，不当处长，不当行长，你跑去当证券公司，那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绝对不可思议。但是王巍知道，中国青年改革的这一派人物，当年在莫干山开会，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必要以金融市场为突破口。这是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就是必须要以金融市场为突破口，去打开整个中国的金融这个死板一块的一个局面。而开放金融市场，就必须要开放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基金市场，这一系列，就必须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这一系列的的事情就都来了，就都来了，大家知道在86年的时候，北京开了个会议，叫做资本市场的国际研讨会。后来邓小平接见了这一次参会的代表。

　　在这个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符号性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把当时上海发行的飞乐股份的股票，作为礼物送给了美国纽约交易所的总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是在1986年。

　　我是1990年组建湖北证券公司。当时人民银行总行，跟每个省银行拨2千万人民币，其中1千万建货币市场，就是建资金拆建市场。1千万建证券市场，这个当时因为我们这些人还是读了一点书。拿到这1千万以后，我马上找到人民银行总行经管司，跟黄司长汇报，我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公司做成股份制的？他说很好啊，他说小陈，你这个想法很好啊，我们非常支持，你就把它的做成股份制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把人民银行的这一千万，作为母本，然后把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全都拉进来，我们是比较早的一家，用股份制的方式来做的，这么家证券公司。当然要说当年的创业之艰难，那就不用说了。

　　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今年要想买股票的话，在电脑上点一下就行了。当买股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由我们在武汉的营业部，牵一条线，牵到上海交易所的那个机房里面去，那个机房再把这个线连上撮合系统，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王巍如果在那个地方需要买一笔股票，他就填一个单子，我们这里用电话给他报到上交所那个地方，穿红马甲的那个人，红马甲把这个输到上交所的这个撮合机器里去，然后再等待它的撮合和成交。但是你知道，从武汉到上海，一千多公里。今天安徽施工把电脑完蛋了，明天江苏那个地方，发生了暴雨，后天湖北的东部地区出现泥石流，你搞这个线就断掉了，你这个线就报不出去，你报不出去，那个交易所，那个营业厅里面就一片混乱了，就一片混乱。这个打人的、打架的、骂人的、砸柜台的、打玻璃的，每天都是层出不群，层出不群。

　　投身资本市场的初期，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

　　我们的资本市场其实就是从这么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开始起步的。但是我们当年投身于这件事情的这些人，都有无限的激情。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当年这个市场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叫管金生，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物，知道他。管金生是留法的一个留学硕士。他是专门研究法国文学史的，非常有才华。回来以后呢，他就走进了万国证券公司，当年你们到上海去，当个时候没有浦东机场，只有虹桥机场。你下了虹桥机场，看到最大的一副广告，管金生的广告，斜面写着：万国证券，证券王国。老管他做的很好，这个万国证券公司，当时在一级市场占全国60%的市场。二级市场占全国40%的市场，他的确很牛。

　　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老管的这种牛，老管有一个副手，是个女的，叫王培君（音），上回我到上海去，还跟她见了面，一个非常有激情，有报复的女人。她当时在上海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叫《王国精神战》，她就是讲这些万国证券的这些人，她投身与这个领域以后，怎么样富有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怎么样富有那种探索的精神，怎么样有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怕困难，开拓进取，写的非常感人。我把这个文章，叫办公室全部打印好，公司员工人手一份来学习，就学习这种万国精神战。就说当年的这些人，来做这个市场，并不是说去为了捞一点钱，或者去捞一点好处。

　　我们当时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给你们讲，这个也是江湖故事。我当了证券公司的总经理以后，派我到香港去学习。我到了香港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公司刚刚开业，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就需要电话联系，但是那时候，这种国际长途，是我们根本打不起的。根本就打不起国际长途。香港有一种电话卡，那个卡的面值是100港币，100港币，我就经常买一张这个卡，在街上电话厅那个地方，

　　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主任那里，我就说，我现在在香港，你现在有什么事情汇报，你赶快把它整理一下，15分钟我把电话打过来，你要又快又准确的给我汇报清楚，然后节约我的钱。他说好，明白了。我就在电话厅旁边站着，站着，15分种以后，办公室在家里，问每一个部门，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向陈总汇报的，有哪件事情需要请示，需要定的？赶快写到纸上，然后电话就打过来，打过来他就汇报。我就看着这个电话卡上面这个屏幕上的钱就直往下掉啊，90、85、70，这个65、50，我说，你快说，快说，没有钱了，快说。就是当年就是像这么像一个创业，就是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就是那么艰苦。

　　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他特别希望，听说我来了以后，他特别希望晚上见个面，请我吃个饭，去看看他。我说你住哪儿啊？他说我住在上环。我说上环在哪儿，你告诉我。他说，你打个的士你过来，很快嘛。我说，你胡说，我哪儿有钱打个的士，我说我只能坐这个两块五的那个硬币的那个双层巴士。就坐了一个巴士就到处去找。他觉得你是个证券公司的老总，你怎么连打的士的钱都没有呢？那就是这样，你没有钱。非常的贫困，当时是非常的贫困。一切都是从简。

　　我们那时候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就几百块钱。但是没日没夜的干，没日没夜的干。10年以后，湖北证券公司成为全国第六大证券公司。你要知道，上面有很多国字头的，那都国字头的公司，什么南方证券，华夏证券，这个都是，当时都是银行、财政出面组建的大公司，它一开始就是航空母舰，横空出世，把我们的压死了。对呀，一开始，我们给1千万，他们一开始给10个亿，对不对？像这些都是坏人那，他们都是坏人。但是我们成了全国10大证券公司，排在第6位，排在第6位，就是靠这一点一滴把它做起来。

　　我们在公司买的第一座楼房，是在上海外滩。公司在第6年、第7年的时候，就在上海外滩买了一座楼，把原来的一个外滩的一个楼，整蹲楼给它买够来了。花了多少钱呢？那个时候不贵，2千5百万。

　　我从武汉出发，去到上海签约，跟上海市国资委签约，我带的这个财务人员，每个人买了两个5分钱的烧饼，一边走，一边就往这个机场去。我们一边啃烧饼就一边自嘲，说这不像去买房子的人啊好像？一定都不像买房子的人，买房子的人都吃5分钱的一个烧饼呢？那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这样过来的。没有人说，要去追求一个什么奢华，也没有人说去追求很高的待遇。公司，我们做到第7年、第8年的时候，就是湖北第三大企业，我们的利润超过了武钢。第一是烟草，第二是二汽，第三就是湖北证券。我们比武钢的这个，武钢10万工人，它没有我们的利润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还在一个仓库里面办公，还在一个仓库里办公。当时把这个仓库弄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把这个地毯每天都洗，每个进来的人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干净。包括像刘洪、吴征的人，包括像美银证券的董事长，到公司去，都到食堂吃饭，我们的食堂接待他。没有说找一个豪华的酒店、豪华的宾馆，就在食堂。

　　我到今天的证券公司去，我真的有点不大敢进去。其奢华，其现代，让我们这个望而却步。我们现在这个都老了，很多都不适应这些环境了。当年我们这帮人，就是一种这种艰苦的精神，我们提倡滚地铺，在地下滚地铺。

　　国债三二七事件

　　大家知道有一个国债三二七事件(编辑注：点击查看"三二七"国债期货风波详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两个人的灭亡，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万国证券的公司长，管金生，因为他在三二七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他在最后的八分钟突然抛出7百万的这个三二七国债，打空，把这个价格从115块打到147块，结果后来宣布这个作废，因为这个是违规的，宣布这个作废。宣布作废就追究管金生的责任，把他判了17年，把他判了17年。那么管金生的这个上海交易所的这个常务理事的位置，就给他拿掉他，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人要为它承担责任，就是尉文渊（编辑注：2012年8月30日，尉文渊出任国内风电龙头企业华锐风电公司代理总裁），当时上交所的总裁。尉文渊要下去，调了一个叫杨祥海的人，来接任上交所总经理。当时杨详海跟我说，他说，我晚上睡不着啊，他说，我想了一下，叫文渊文渊，跳出深渊，祥海祥海跌进苦海呀。

　　如果是今天，我们面临这么一个强大的如同霸王一般的证监会，谁还有这种胆量，来跟证监会抗衡，你究竟脑袋还要不要的，对不对？

　　我们几个老家伙，坚决顶着，就是他们找我们谈话，我们上厕所，说这个事情不能让步啊。但我们先去探讨一下，明白，哥们都是这样的，就坚决不同意。坚决不同意，最后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意思规则，它是可以维护传递的。

　　今天的证券公司像绳子捆着的螃蟹

　　今天我说证监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我是觉得现在这种体制有问题。证券公司打个屁都要跟它汇报，你不跟它打报告就不允许你放屁，这怎么行呢？就是他完全没有自主，完全没有自主，说郭树清来了以后，找了一些证券公司座谈，结果这些证券公司老总啊，都没有话说。郭树清就感到很着急，你们都说一下，究竟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其实一个证券公司主席说，郭主席啊，我们就像那个绳子捆上来的螃蟹一样，你突然把这个绳子剪断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脚怎么爬。

　　最后的结果就是，按照我们这几个常务理事坚持的，最后形成的文件就是，同意尉文渊先生辞去上海交易所总经理职务，这对于我们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结果尉文渊面子上也好过一点，对不对？散会了把我们全部都请到当时的上交所在浦江饭店，浦江饭店下面就是餐桌，摆了几桌子菜，就让我们这些常务理事去吃饭。但是说实在的，当时那一片愁云惨雾，谁还能吃的下饭那？刘波（音），当时交易所的副总，走到餐桌旁边，用那个大玻璃杯子，倒了满满的一杯白酒，一仰脖子全部都喝下去。喝下去以后，当时就倒在这个，这个桌子下面非常脏的那个地板上面，在那里嚎啕大哭，嚎啕大哭。我们心理都是非常酸那，我大概吃了两口菜我就离开了。这一幕是我印象当中非常深的一幕，非常深的一幕。他也是，在我们整个漫长的资本市场过程当中，也算是一朵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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