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富翁雇农民种田 年终每人发16万元“超产奖”

　　跟江西省安义县农民刘高美相比，你或许会感到自卑，他因为地种得好，分到了16.3万元年终奖。老刘够豪气，拿着这叠现金买了辆轿车，高高兴兴准备过年。

　　老刘的老板，是同村的千万富翁凌继河，农民出身的他20多年前洗脚上田，打拼多年后赚到了钱、搬进了城，如今却走“回头路”回乡下重操旧业，雇用了100多位农民种了1.5万亩水稻。前阵子，他发了140万元的现金年终奖，一时间成为传遍全国的美谈。

　　凌老板和老刘的故事，或许能够回答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去年底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打出的那个大大的问号：“谁来种地？”

　　千万富翁

　　返乡种粮

　　1.5万亩，1.2万吨这是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超级“种粮大户”凌继河交出的成绩单。外界更感兴趣的是，凌继河手下有100多名每月领工资的“职业农民”，他前阵子给他们发了140万元的年终奖不转账，直接发现金。

　　肥沃土地抛荒让人心痛

　　凌继河今年50岁，跟西路村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种地。那里是种地人的乐土，不仅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人均耕地也不少。就拿凌继河家来说，他年轻时家里分到了20亩地，交完农业税，家里人吃不了这么多粮食，就种庄稼养猪。

　　虽是鱼米之乡，但仅靠种地，凌继河一家很难从根本上改善生活水平，因为种地所能带来的货币性收入少之又少。于是，1985年，凌继河外出闯世界去了。

　　此后，从经营商品批发部到销售建材，从卖手机到开餐馆酒店，从南昌到昆明，他的生意一步一个台阶，腰包越来越鼓，不仅在南昌市区置业定居了下来，还成了乡亲们钦佩的千万富翁。尽管富了，凌继河却一直无法割舍内心深处深植的土地情结，每当回村看到成片的抛荒农地，他都感到痛心。

　　抛荒，是农民算了经济账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在全国各劳动力输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抛荒现象，安义县尤其明显。据介绍，安义县有一门传统产业铝合金装潢，通过亲朋好友间的传帮带，那一带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奔赴全国各地安装铝合金门窗，在业内名声响亮。

　　正常情况下，一个普通“铝合金家庭”的家庭年收入可达到10万元。有这么好的致富门路，人们自然都不愿意种地。西路村共有2800口人，其中约1700人为青壮年，目前留守村里的非老即少，95%的青壮年进城务工去了，“谁来种地”的问题突出。

　　凌继河认为，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如果把抛荒的农地整合到一起，走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之路，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种地农民年收入可达23万元

　　刘高美今年47岁，从小种地，经验丰富，是名种地能手，他总能把家里那10亩地的水稻打理得质、量双丰收。不过，光靠种地，货币性收入太少，一年才万把块钱，根本不够花。2009年，22岁的儿子到江苏跟人干铝合金活，老刘就带着妻子跟了去，开小卖店。这是老刘第一次离开农地，其间，他把10亩地租给了上门求包农地的外地人。

　　在江苏待了两年，除去日常开销，老刘没挣到钱，他很失望，决定回老家重新种地。这时候，同村人凌继河找上门来，邀他入伙。最终，老刘把10亩地以460元/亩/年的统一价租给了凌继河，并成了他手下一名每月领工资的“职业农民”。

　　老刘现在的“职务”相当于队长，除了亲自种地，手下还管着5个农民，这5人都来自方圆1公里以内的村庄，凌继河给他们的月薪是3500元。老刘作为管理者，月薪比他们高，有4500元。

　　凌继河聘请职业农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抚州、新建等周边地区都有农民跑去毛遂自荐，这有助于他打造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他还雇用了10来名大学生，负责农机养护和农田管理。

　　虽是种地能手，但在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面前，老刘自叹不如。他说，以前种地，靠传统和经验，啥时候施肥、啥时候喷药，施什么肥、喷什么药，都靠个人经验和乡亲间的“人云亦云”而定。现在，播种、插秧、施肥、除虫……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该怎么干，不再跟着感觉走，而是服从一套规范流程的指导，人称“科学种地”。

　　老刘说，以前根据老方法种地，他的个人纪录是亩产900斤；现在科学种地，亩产超过了1000斤。种地本是靠天吃饭的高风险行业，现在凌继河独自一人把所有风险都揽过去了，农民们只要辛勤干活，就“旱涝保收”，这让老刘感到心里踏实。

　　2011年，老刘工资加奖金总计收入13万元；2012年，他收入大涨，总共挣了21万多元。老刘这辈子从没挣过这么多钱，更何况凌继河发给他的年终奖都是现金，更让他看傻了眼。他也够豪气，拿着“几斤重”的百元大钞，跑去4S店买了辆10多万元的小轿车。

　　回家种地收入高、归属感强，对老刘而言，更重要的是现在总算可以照顾老父母了。兄弟姐妹五个，除他之外都在外打工，他带着妻子去江苏的那两年，家里彻底“空巢”。这两年，他回家种地，妻子也待在了家里，两口子总算可以好好尽孝道了。

　　16万元年终奖其实是“超产奖”

　　2009年，凌继河“回迁”西路村，重启种地生涯。20多年以前，他洗脚上田，通过辛勤打拼成了城里人；世事难料，如今，他走“回头路”做回了农民。

　　凌继河与同伴手持合同，挥舞着现金，挨家挨户串门求包土地。镇村干部最了解当地民情，他就找他们帮忙，替他出主意、做工作。

　　几亩几亩地累加，几分几分地争取，最终，凌继河从周边6000多户农户手中承包整合了1.5万亩农地，全部种植水稻。他雇用了100多位农民，开始投入生产。

　　2012年，这1.5万亩地总共产出稻谷1.2万吨，喜迎大丰收，无奈“增产不增收”，行情欠佳，稻谷价格从1.42元/斤跌至1.27元/斤，凌继河算了笔账，若当即就把稻谷全部卖出，大概只能挣200万元，他决定先把稻谷存放到仓库里，待行情好转后再卖。

　　不过，现金流吃紧的他最终还是忍痛卖出了1000多吨，他不得不换取140万元资金，用于给100多位帮他种地的农民发“年终奖”，其中，种粮能手刘高美一人便独得16.3万元。

　　为何要发年终奖？刘高美告诉了记者实情。原来，凌继河在与受雇农民们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奖励条款：以早稻700斤/亩、晚稻800斤/亩、一季稻1000斤/亩为界，亩产超产100斤以内的，奖励1元/斤；亩产超产100斤以上的，奖励1.5元/斤。刘美高负责管理的1000多亩地超产14万斤，更准确地说，这16.3万元年终奖其实是“超产奖”。

　　未来种地将会公司化经营

　　“如果还靠个人种地，以后农村抛荒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老刘这么看，“得多些凌老板这样的企业家，把农地整合起来，进行公司化经营。”但凌继河认为，在现阶段既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又愿意到乡下整合土地从事农业的人不算太多。

　　2012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进行了“百村千户”问卷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生产以妇女、老人为主，农业生产者的平均年龄为47.3岁，且兼业化趋势明显，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记者了解到，即便采取公司化经营，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压力依旧不小。以凌继河的1.5万亩农地为例，他需要支付100多人的工资、奖金，租金成本为460元/亩/年，承包合同一年一签，以至于他不敢进行大手笔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