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会远离新一轮货币战吗

　　近期，受日本“二进宫”的首相安倍晋三力推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全球爆发新一轮货币战的风险陡增。与日本相邻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对日元贬值对其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深表忧虑。不仅如此，对美联储和欧央行来说，日元的持续贬值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尽管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都在实施量化宽松，但美元和欧元并未大幅贬值。在新一轮货币战正在酝酿之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却出奇地远离公众的视线。究其原因，与本报记者连线的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主要是人们正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人民币汇率正接近均衡水平。

　　事实上，这是多年来人民币汇率首次没有成为国际货币讨论的中心。就在几年前，在有关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不提及人民币似乎是不可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多次出现诸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乃至G20峰会议程中；美国国会考虑过几个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中国大幅升值人民币的提案，如舒默提案；人民币汇率还常常成为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全球经济和汇率政策半年报”的焦点。

　　谈到这次中国突然从“舞台中央”离开的原因时，黄益平称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人民币汇率已呈现出更大的双向波动，2011年第四季度、201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人民币实际上是贬值的。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民币单向升值压力的消除呢？

　　对此，黄益平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比如，从2011年4月很多城市实施的住房限购措施进一步减少了中国已很有限的投资机会；2011年年中左右国际投资者变得越来越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这些变化可能阻碍了资本流入，鼓励了资本流出，因此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增大汇率灵活性也缓解了本币升值压力。

　　据悉，2009年年中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为“有管理的浮动”。在2011年晚些时候，央行将汇率的日波动区间从+/-0.5%扩大到+/-1%，，并逐步降低了其在外汇市场的干预强度。2012年，中国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逆差。尽管有人对这一新变化表示担忧，但巴克莱资本认为这是央行减少干预和外汇储备积累的直接后果。不过，黄益平说，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得以缓解的根本性变化可能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急剧收缩：2012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从2007年的峰值10%降至2.6%。

　　无论全球是否会爆发全面的货币战，黄益平认为贬值的日元都会施压亚洲新兴经济体货币，韩元和台币值得关注。他说，韩国和台湾不仅面临来自日本的直接竞争，还是东亚传统的“日元障碍”成员。谈及对中国的影响，黄益平认为日元走软对中国对外账户整体状况影响有限，但会让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扩大。更重要的是，如果日元疲弱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货币普遍走软，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已面临国内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迅速上涨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黄益平提醒说，需要警惕的是，更大的汇率风险可能来自于人民币升值。他说，全球主要央行都在实施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央行的官员们常常认为这样的流动性注入对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有限，一旦他们实现其目标(就业和通胀目标)退出会相对容易。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些央行会对全球经济和市场起到重大影响。以日本央行为例，本币贬值、利率降低和通胀上升会重启所谓的“携带交易”(套利交易)从日本借入资金投资于收益更高的经济体。这样的资金流动会引发这些高收益经济体因资本流入而出现暂时性的繁荣，但当资本流动发生逆转之时问题就会出现。

　　“想象一下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同时印钞、同时收回流动性会发生什么情况。尽管我们不能确定量化宽松是否正在如美欧日希望的那样奏效，但可以更加确信会导致某些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风险。因国内增长稳定且全球流动性增加，目前有人担忧大规模资本流入可能成为2013年中国经济主要风险因素。这样的流动会推高人民币价值和资产价格。”黄益平如是说。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黄益平认为，目前中国的汇率政策至少有两大任务，即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促进金融自由化，两个任务都暗示市场力量在决定汇率方面会发挥更大作用。他预计央行会逐步减少对汇市的干预并扩大人民币的日波幅，称真正的双向波动已经在形成中，仅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好几次上升和下跌。

　　目前，巴克莱资本的基本预测是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黄益平表示，今年人民币有两方面风险。一方面是，在短期内，如果日元贬值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货币普遍下跌，人民币将倾向于走弱。不过，由于对金融稳定的担忧，中国决策者不大希望人民币大幅贬值。另一方面，人民币可能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主要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因多数中国官员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继续稳定、资本流入增多。他认为，中国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应对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的潜在后果并避免另一轮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袁蓉君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