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12期：易纲吴晓灵谈金融与法制

　　搜狐财经讯 “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第十二期)于2012年4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此次读书会的主题是“金融与法制”，王巍是本次读书会的主持人。

　　易纲表示，现在到了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时候了，过去两个季度，在过去即期和远期人民币市场，还有香港人民币即期和远期的市场，境以及境外即期和远期的市场，这些市场的汇率在过去的两个季度中都出现了双向的波动，双向预期跟供给、需求在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之间也大致形成了平衡。

　　易纲认为，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可以减少干预，让市场尽量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让市场决定汇率，让汇率像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决定的。

　　以下是现场文字实录：

　　王巍：我们今天从读书谈起，我首先把问题给吴晓灵女士。多年前吴晓灵女士被国外《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女性领导者的第二名。我看到当时的采访说，我首先是个女人，要做好妻子和母亲。我特别想了解，这么多年来您是怎么样处理女人和金融家的关系？

　　吴晓灵：我想一个人一生中在社会中会扮演很多的角色，我一直主张把一个生活中的角色和职场中的角色分开。在家里你该当一个女儿、妻子、妈妈、儿媳妇，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尽管我在外面的工作很多，但是我回到家里，只要有时间我就尽我的力量做，这样就能得到家人的谅解。在职场上我从来不想我是女的，跟男人是一样，也从不把职场的东西带回家，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不把我看成领导和干部，就是我们家庭中我该在那个位置的一员。

　　王巍：2004年正好中国经历了宏观调控，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你在海南博鳌上说了一句话，对中国业界振动很大，说请大家不要与中央银行博弈。你作为中央银行的副行长，这句话在中国企业史上是记录入了里程碑。很多人说你是中国的撒切尔，铁娘子，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吴晓灵：我不喜欢女强人，也不喜欢铁娘子。我觉得女人应该相夫教子，尽到我的责任就可以了。在职场上就是尽心尽力完成我该做的事，也行了。

　　王巍：你现在担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花了大力的时间在法律上，法律是比较硬的东西，你觉得和你这样的气质和生活态度是不是合适？你觉得哪些东西让工作感觉愉快，或者哪些感觉不舒服的？

　　吴晓灵：我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把我们日常的生活准则，乡约民俗这些东西制度化，就会形成法律。法律其实是维持我们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制度。中国其实有一句古话，“小智治事，大智治人，睿智治法。”基本上一件事一件事做是小的智慧，能够组织大家一块儿做事，应该是大的智慧。睿智就是更大的智慧，就是要建立一个法律制度。我想我们国家如果想把国家治理好，所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都应该致力于法律的完善。

　　王巍：所有今天来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微博上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微博有4万名铁杆的粉丝。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上不上微博，微博上最近对吴晓灵女士有一段话反响非常大，说的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是：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老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基于什么理念，什么样的场合你说出这样的话？

　　吴晓灵：这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年会中，他们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经济再出发。我认为市场经济在很重要的程度上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吴敬琏也经常说，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是改变法制的经济，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完善法制，而在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有一个理念，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其实这两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听法学界的人讲的。我认为这句话非常对，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权利是哪里来的？是人民给的，人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了政府权利？实际上就是法律授权，《宪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组织形式，规定了我们各个行政机关能够做什么事情。

　　现在时间过的太快了，有时候经常想不起来哪一年，有一年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大家不要小看，《行政许可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它就在约束政府的行为。《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法律中没有给的权利，任何一个政府机关自己不可以给自己设权利。这也体现了政府是人民委托你，信托你，把我的一部分权利托管给你，希望你能够代表大家治理好国家，和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因而，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和法律的关系，就是群众通过法律把权利授予政府。

　　法无禁止即可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只要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妨碍他人的利益，不给社会造成危害，我的这个权利就可以去实施。什么时候法律才设定禁止条款？就是说你的行为有可能伤及他人利益或社会的利益，那么社会法律就要规定出来你不可为。如果要是有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就可能有创新。

　　大家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汇率是怎么决定的？我们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汇改的方向应当是进一步增强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我们试图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看到的还是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人民币从8.28元，一直升到了现在6.3元左右。

　　我说现在是市场决定汇率的时候了，这句话有什么背景？汇率改革旨在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并让市场力量在决定汇价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看过去两个季度，在国内即期和远期人民币市场，同时我们还有香港人民币即期和远期的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境外即期和远期的市场。这些市场的汇率在过去的两个季度中都出现了双向的波动，也就是说不仅仅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同时也有持续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比如香港CNH市场和香港NDF市场，CNH是即期市场，NDF是香港远期市场，同时新加坡也有远期市场。这些市场出现了十天，甚至三个星期持续人民币贬值预期，也就是说这时候出现了人民币双向预期。双向预期使供给、需求在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之间也大致形成了平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就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减少干预，让市场尽量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让市场在更大程度上来决定汇率。它像一个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决定的。大家知道在一周以前，我们宣布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0.5%扩大到1%，这样一个区间的扩大，也为市场决定汇率提供了空间。

　　吴晓灵：在内蒙。但是后来把我们这些教育都打破了，弄一些更极左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对过去17年教育的否定，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否定，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这样给国家带来了很多的苦难。

　　我们在插队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的最基层，看到了很多和我们所宣传的东西非常不一样的。就说一个小例子，当时号召农业学大寨，我一点都不否认大寨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大寨大锅饭的那种体制其实是不行的。我们在村里插队的时候，老百姓明明计件工高于大寨工，这时候出工不出力的人很多，但是你如果做计件工大家就能很好地做。还有承包一个羊群，你好好养羊是不是可以给羊倌一些奖励，所有这些能够提高效率都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所有对生产力发展并不是太好的东西，老百姓并不太接受的东西反而大张旗鼓地弄。最极端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过去极左的和经济发展有害的理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正是把这些错误的理念推到了极致，给国家经济带来了苦难，在苦难中凝聚了改革的共识，才有了后来的三十年。我认为现在又到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十字路口，后三十年怎么走？别像建国初期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克服了通货膨胀，经济恢复创造了奇迹，就开始一划三改大跃进。把国家折腾地不开始三自一包，经济好不容易恢复了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现在对文革之前极左的东西做了批判，进行了改革，承认市场经济的规律带来了三十年的辉煌。可是，又要开始否定这三十年市场经济的道路，我认为这是当前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