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讯 “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第十三期)于2012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参加了这个活动。
本次读书会的主题是“读书与金融”,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树新客串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在谈到中国的银行行长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的问题时,马蔚华称,如果从银行家做这个事来说,肯定是企业家。马蔚华认为,因为银行是个企业,企业就是要盈利,官员肯定不能做盈利的事,所以银行家本身跟官员是有制度的区别。我选择了招商银行,就选择了不做官员,做一个企业界的人士,所以可以大大方方的创造盈利。
马蔚华称,(招行)现在零售的替代率,86%是靠网上做的,批发是50%以上靠网上做的,虽然我物理网点不到900个,比起大银行是凤毛麟角,但是得到了最佳零售银行的称号。
以下为是现场文字实录:
张树新:阅读改变人生!这是我们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夜场第十三期。这是我第二次做客串主持人。今天三位公益客串主持人都在场,今天结束之后,第一次到读书夜场的观众可以见到大家。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次,在房地产商任志强的大力支持下,整个场厅已经花了上千万,我上一次来还没有耳麦,现在已经是看上去很专业的摄像和所有的播出设备,我们开玩笑讲,任志强下一个工作可能是准备竞选中央电视台台长。
以往的十二期我们请过大量企业家、金融家和著名学者,参与和大众的公开对话,曾经来过的嘉宾很多,包括吴晓灵、易纲、陈志武、周文重、任志强、柳传志等等,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主嘉宾和与主嘉宾对话另一位嘉宾,由我们几位公益主持人帮助大家串场。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有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先生。
我们是读书节目,虽然我们来了资深的银行家和资深的行业学者,我们还是从读书谈起。刚才我们在吃任老板炸酱面的时候王巍谈到了一个故事,1992年当时马行长去海南,曾经背了一个小军挎,说那里面都是书,还有一个半导体,让王巍陪着在岛上转了大半年。当时您军挎里装了什么书,为什么带到海南?
马蔚华:那个书包里装什么书我现在一本也记不起来了,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当时在央行当咨询司司长,现在叫货币政策司司长,当时海南的政策比较混乱,当时我任人民银行海南?a href="https://q.stock.sohu.com/cn/601988/index.shtml" target=_blank>中行谐ぁN颐堑笔钡南敕ㄊ抢煤D洗筇厍谋尘疤跫ㄖ泄睦氚吨行模忧吭诤D咸厍鹑诮ㄉ琛N夜兰颇抢锏氖槎际钦夥矫娴模际窃趺囱芯坷氚吨行模D系姆⒄埂0氲继迨窍胩惶醒氲纳簟?/p>
张树新:据说还有一把手枪。
马蔚华:对,我到海南第二天发我一把七七手枪和20发子弹。那时候海南金融机构很多,光是信托投资公司就有20多个,但是GDP不到100亿,财政收入不到10亿,必然出现一些金融混乱的现象。我们在那时候经历了整治金融混乱的过程,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海南一边当行长一边读完了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是当时处理海南金融风险的体会。我那时候看了很多博弈论的书,当时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个体的理性必然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当他的客户知道他要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理性的反应,是先到这个机构里把我自己的钱都提出来。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想,毫无疑问这个机构肯定要出问题,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后来我到招行给我很多的启发。我刚到招商银行当行长的时候,用这样的经验,用这样的理论化解了当时的支付风险。
张树新:说到招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招行的行长?
马蔚华:1999年1月2日。
张树新:招行前几天是25周年,作为中国最标杆创新的银行,如果你搜索一下Google和百度,马蔚华他说的最多两个词是“创新”、“转型”,为什么?
马蔚华:讲起招商银行,我还是很有点自豪感。1999年我去招商银行,这个银行只有一千亿资产,现在是2.8万亿。再往前十年,他只有一亿资本金,一个网点,三间房子。今天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英国银行家排名第60位,尤其是零售银行,办银行办零售银行是最麻烦的。
我到招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银行业是同质化的竞争,几乎是大企业,银行把大户,都是批发贷款,那时候几乎没有零售。都是利息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大胆的,因为银行都是同质化竞争,你要想摆脱同质化竞争,你就要有一个创新的举动。那时候我们的创新举动,就是要搞零售业务。当时我们只有100多个网点,现在也不到900个。100个网点,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我们上个月在新加坡第四次获得了中国最佳的零售银行,而且第一次成为亚太地区标杆的零售银行。
很多人有这个疑问,你不到900个网点,你怎么做零售?这就回到刚才你给我提的问题上,创新。有没有创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从哪儿来的?回到读书的课题上来了。
那时候我刚到招商银行,我是个官员,是管别人的,是搞宏观的。
张树新:您是银行家,银行家就是官员。
马蔚华:央行就是官员,监管别人的。
张树新:您今天呢?
马蔚华:我现在是被别人监管的,监管别人的一个夜晚变成被别人监管,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管理。这时候我得启发自己,我得找到一个办法。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一本书给我启发很大。我记得是IBM李江写的,这本书叫《IT淘金》,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不忘,他说传统的银行如果不改变现状,他们就是一群二十一世纪行将灭绝的恐龙。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因为那时候比尔盖茨在八十年代的末期,他突然想到要搞一个直接软件公司,他讲银行有两大功能,一个是社会融资的中介,一个是社会支付的平台。社会融资就是银行间接融资,存贷。支付的平台,银行结算、支付,这是银行最基本的功能。支付的功能用的是IT的工具,既然我把这个租给你我还不如自己干,所以IT异化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他想自己干。后来很多的IT部门都想搞自己的金融机构。比尔盖茨要搞一个直接软件公司,要取代银行。这时候美国的银行都很紧张,银行家工会游说美国联邦储备,但是比尔盖茨这句话不仅给美国银行家,给全世界银行家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
张树新:您是一个一直有危机感的人,您一直说生存、创新、发展。假设您当初从人总行不是被派去这么弱小的招行,去工商银行、中行,您会走到今天这些思路吗?
马蔚华:历史总是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
巴曙松:历史都有很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如果你到工行里读的书可能就不是IT这本书了,读的是其他的,比如怎么样跟上级沟通之类的书。
张树新:这回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一直很好奇,我们中国的银行行长,是官员还是企业家?
马蔚华:要从银行家做这个事来说,肯定是企业家。因为银行就是个企业,企业就是要盈利,官员肯定不能做盈利的事,所以银行家本身跟官员是有制度的区别。我选择了招商银行,就选择了不做官员,做一个企业界的人士,所以可以大大方方的创造盈利。
巴曙松:我看过一本明朝的金融史,银行家当时也分南派、北派的银行家,上海这边的银行家,江浙财团比较多的重视客户的体验,尊重市场规律,而在产品、流程设计上让客户感觉到舒服,得到满意的服务。北派的基本上以围绕宫里面大的客户,把资源引进来,所以他的整个运作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他的核心竞争力是被不同的权利利益集团的变化,有时候读历史可以感觉到何其相似。
马蔚华:你说的南派就是李鸿章办的通商银行,140年后又有了招商银行。李鸿章办招商局是他的股东,今天也是我的股东,但是人不是一个人,但企业还是一个企业。
张树新:如果招商银行不是在深圳、广东,在北京,北方的某一个地方,会有你这么多创新吗?
马蔚华:应该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第一,他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所以容纳各种各样的观点,容易创新。当然我不是说别的地方不容纳。第二,他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30多岁,所以他肯定对创新有接受。第三,他是中国的特区,那是中央确定改革的城市,是当时邓小平先生想从体制外推动体制内的改革,所以办了一个招商银行,这一点还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点比我们大银行有条件,因为是从我们这儿开始,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还有一点,那边靠香港比较近,靠国际金融市场比较近,所以可以把西方那些银行先进的东西学过来。在深圳就有这样的条件。
张树新:所以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
马蔚华:天时地利。
张树新:我们每次跟嘉宾沟通之前,我们希望嘉宾推荐一些他喜欢的书,马行长很郑重的推荐了《从优秀到卓越》,您为什么会读这些书?其实这些是所有的积极性都要读的书。
马蔚华:首先我到商业银行以后,读的第一本书叫《花旗帝国》,因为我很崇拜花旗银行的森迪韦尔,在他手里花旗银行真正成为一个花旗帝国,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混业经营的霸主。而且花旗银行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创新之举,包括第一个银行的ATM机,有很多是花旗独有的。当时我感觉你的银行要想与别人不同就得创新,创新得突破现有制度的障碍,就得大胆,就有风险。后来森迪韦尔在某一天,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突然在北京俱乐部要约我吃饭,我当时很受宠若惊。
张树新:你是他的粉丝。
马蔚华:对,我是他的粉丝,见到我的偶像我当然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他突然提出要跟我搞联名卡,当时我们搞信用卡,搞联名卡。尽管我很崇拜他,尽管我还是他的粉丝,但是我还是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当时很多人说,你应该受宠若惊,的确,开始的时候,我内心激动不已,后来我冷静的一想这个事不能做。你试想一下,假如我当初跟他合作有了联名卡,今天很多人会说,你招行的信用卡是用花旗的,我觉得这件事不一定要跟他合作。那时候信用卡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而且我在中国完全可以学习他,我觉得我们的人也很聪明,学习他是没有问题的。
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我现在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中国做银行,特别是做零售银行地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输给外资银行,我们对中国本土市场,本土需求和本土文化,绝对比外国人理解的多。后来我们的信用卡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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