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式腐败”频发值得反思

　　温州菜篮子腐败“窝案”涉案人数之多，查处时间之长，历史罕见。该案采用“高仿”手段，成立“山寨”国企，导致大量国有资产变成私有财产，其犯罪智商之高、手段之狡猾，匪夷所思。但《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以“国资参股”名义来为私人服务的“杂交式腐败”，在一些国企改制中屡屡发生。与此同时，尽管该案手段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导致查处确实有一定困难，但在如此早就有线索的情况下而没有得到及时查处，值得深刻反思。

　　近年来，为了引进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活力，从而使得国有资产保值升值，已经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由于国资具有“先天性”优势，并且现在很多国资集中在民生领域，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会把大量优质资源向国资倾斜，有时候甚至可能违反市场公平原则，来重点保护国资。而这就为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操作的空间。

　　温州菜篮子腐败案，其最大特点就是让真正的国企参20%的股份，名义上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升值，而实际目的是遇到困难时打着“国企”、“民生”的旗号获取决策参与、政策扶持和国有资金使用上的便利。而获得利益之后，则变成“山寨”公司资产。

　　除了温州菜篮子腐败案，杭州市原副市长、“巨贪”许迈永也是深谙此种腐败的高手。在杭州多家国有房企改制过程中，原本是国有资本应该全部退出，但许迈永授意开始要保留10%的国资，其目的就是利用这10%的股权为多家房地产企业争取政策、土地上的利益。等大量利益输送完之后，这些国资也顺理成章地退出了，最终肥的是许迈永自己和房企老板。

　　这种“杂交式腐败”最大的隐蔽性就是表面上“国资”没有任何损失，从账面上看，还有大幅度升值，很难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如浙江石化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先龙腐败案中，王先龙就是让国资参股自己的公司，然后打着国资的旗号出面去要地要政策，最后国资虽然“升值”了，但真正的大头，却落入王先龙自己的腰包。

　　专家指出，预防“杂交式腐败”，必须加强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管理的制度建设，从制度上规范国有公司参股非国有公司的行为，杜绝利益输送。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在面对“国资”时，必须坚持依法改制，必须坚持公平对待市场主体原则，国资民企同等待遇，让一些犯罪分子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

　　与此同时，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政府管理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失职、渎职是菜篮子集团腐败成为重大社会公害的关键所在，对应国权等人包庇、偏袒，甚至形成利益同盟，使得查处难度变大。另外，应该看到，对“腐败的麻木”也是导致此案没有及时被查处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主管领导被拉下马之外，应国权等人非常注意和政府搞好关系，对许多重点部门在节假日常常进行“慰问”，动不动花上几十万，这也导致一些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长期存在利益输送，许多干部形成“罚不责众”心态，到最后，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至于网络举报频频，但是很多部门都没有迟迟行动。有专家指出，过去我们反腐，动不动就说制度缺陷，但从温州菜篮子集团腐败来看，我们不缺制度，不缺法律，不缺惩罚部门，不缺执行人手，唯一缺的，就是执行的决心。如果没有决心，那么再多的法律和制度，到最后还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此外，专家认为，像菜篮子集团这样的民生领域产生腐败也应引起高度重视。随着国家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近年来，民生领域的窝案、串案多发。从作案手段来看，民生领域犯罪呈现公司化、市场化、专业化、智能化等特点，相当隐蔽，且周期较长。涉案人员熟悉行业操作规程，在实施犯罪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规避法律，掩盖罪行痕迹。

　　温州市委党校教授陈中权等人认为，与过去简单的权钱交易或者系统内部腐败不同，民生服务领域社会负面影响大，往往更加直接地侵害公众利益。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民生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处。

　　作者：裘立华　张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