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投资者”

　　很多分析师和观察员认为，2008年危机之前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失衡已大大消散。但是，固然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的赤字都略有下降，但失衡真的得到纠正了吗？更重要的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能同时实现增长和平衡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失衡的基本动态。一国的经常项目是否盈余还是逆差，关键看其投资率和储蓄率之差。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为GDP的14.6%，但投资率为19.6%，故会产生经常项目盈余；与此相反，中国的固定投资率为GDP的41.7%，储蓄率为51.9%，其反映便是大量盈余。

　　自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是因为储蓄率提高了。外部赤字因投资活动的大幅冷却而被挤出，由于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美国的总体投资率已降至GDP的13%。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仍然非常高，其盈余之所以减少，是因为投资增加得更快了，达到了GDP的49%左右。换句话说，如今美国比危机爆发前储蓄得更少，而中国投资得更多。

　　未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几乎必将触发投资活动的重新抬头。美国企业延迟了亟需的资本支出，此外考虑到美国的机场和桥梁等用发达国家标准衡量不可不谓“破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也很关键。事实上，增长复苏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即便储蓄率有所改善，国内能源产量增加减少石油和天然气进口。

　　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了维持增长，中国需要继续投资这对一个遍地新建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国家来说实属不易。事实上，在未来十年中，随着中国试图沿着价值链向服务业推进并适应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其投资要求会下降。

　　当然，中国的投资率也将下降。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投资的急剧下降可能造成大规模持续性经常项目盈余，即使储蓄率也在下降且货币升值。事实上，货币升值反而会助长外部盈余，同时妨碍对出口导向行业的投资。

　　其影响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不会有平衡，只能复现大规模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会带着狐疑的眼光看待这一论断，但历史表明，共生失衡几乎是全球经济扩张期的共同特征。

　　罗马帝国曾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持续存在对印度的贸易赤字，尽管由此造成的黄金外流导致罗马帝国货币贬值，但印度—罗马贸易仍是全球经济的基石。

　　类似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持续保持赤字，这些赤字用安第斯山出产的白银偿还，由此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导致了全球繁荣，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和莫卧儿帝国都从中获益。而1870-1913年又一个快速增长和全球化的时代也没有出现平衡，资金提供者是英国，它就好比是世界的“银行”。

　　过去60年来，美国用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支撑着全球增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的赤字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和日本得以重建。反过来，欧洲为美国赤字提供了资金。

　　当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决定停止为这笔赤字提供资金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溃了，但其经济模式保留了下来，亚洲经济体接过了为美国赤字融资的任务，同时也利用美国市场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是这一被称为“布雷顿森林II”的经济模式的最新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显然，全球增长时代几乎总是伴随着共生失衡，但是每一次失衡都会导致宏观经济扭曲，并将持续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下一次共生失衡会以什么面貌出现。

　　有可能中国马上会回归大规模经常项目盈余必须足以满足美国的融资需求，还要给世界其他部分留出足够的份额。随着这股资本流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经济将重新获得繁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中，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投资者”。与所有失衡的体系一样，这会造成扭曲，但其安排可以维持多年。

　　(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吉夫·森雅尔。本文来自Project Syndicate) 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