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

　　中共十八大后，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成为社会监督“三公腐败”的两个主要指向。从刚过完的蛇年春节看，公款吃喝在节日期间有了明显收敛。因为公款吃喝的主儿大都害怕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

　　时势比人强，公车私用当然也有所收敛，但不怕公车私用被曝光的主儿显然比担心公款吃喝被曝光的人要多。毕竟公车私用的目标比公款吃喝要小，就算运气不好被网上曝光，狡辩的余地也比公款吃喝要大许多。这一判断有人民日报的报道为证。

　　春节长假一结束，人民日报就刊发了部分地区春节长假期间军车及警务用车出入风景名胜的报道，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事实上，我们可以相信，春节期间乃至于长假结束以来的这一周，公车私用的数量和频次恐怕远远超过人民日报对于军车和警务用车图文并茂的报道。

　　新华社亦发文痛斥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公车私用泛滥的现象，呼吁最大限度地减少公车保有量。

　　应该说，治理公车私用这类“亚腐败”，最大限度“做减法”无疑是治本之策。但治本之策需要的前提手段，如预算明细公开、预算执行监督和预算使用追责等，一时还尚不具备。故而，“做减法”难以稀释当下的民愤滔滔。既然寻求治本之策目前困难太多，那么治标的办法又有多少呢？

　　童真无邪。前不久北京有个叫栾松巍的六年级小学生公开建议给公车单独挂红色牌照，便于民众辨认和监督。这个办法花钱不多还简便易行，连许多成年人都在微博上为此叫好。我们认为，循着挂红牌的思路再往前走一步，那就干脆在所有公车的车头、车尾、车身两侧显眼处，直接喷上“公车”字样可能更好。至少它可以避免吉林大学教授邴正先生所担心的一辆公车配多副车牌，公务时挂“领导牌照”，私用时换成普通牌照的情形发生。

　　可这远不是治标办法中的“狠招”。必须与“挂红牌”和“喷字”同步配套使用的还应包括严厉的惩罚机制。假如只停留于前者而在惩罚环节下不得狠手，那么，公车私用者的“事后狡辩”无疑会使前者的威慑效果大打折扣。就此现象，我们不妨从两个例子说起：

　　第一个例子是1月9日那天，广州市萝岗工商分局一官员公车私用被市民举报，该分局除对其内部通报批评外，仅让当事人补交了119元油钱。第二个例子，蛇年正月初一（2月10日），广州市南海区四名执法人员公车私用被网民曝光，尽管网上谴责声一片，当事人却只被停职检查了事。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两起个案皆对当事官员施以降级惩罚外加大额罚款这样的严厉惩处，且各地皆照此办理，公车私用这样的“亚腐败”至少可大为收敛。

　　小到监督公车，大到监督政府，我们需要改革的理想主义激情迸发，更需要秉持现实主义立场，从眼下能改动的细节起步，并尽量使每项具体的监督做到“上下搭配”和互相配套。若把“挂红牌”、“喷字”以及诸如网络视频曝光视为监督的底层手段，那么事后严惩无疑是现阶段最管用的上层措施。

　　眼下，补齐上层监管措施的缺位，急需强化一系列党纪、政纪处罚条款，加大惩罚力度。这一步能不能迈出去，将是公车顽疾能否治愈的关键一步。

　　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