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大城管法规下月实施 底层经济转型武汉样本

　　程久龙

　　有着“大城管”法规之称的《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城管条例”将于3月1日正式实施。

　　“以前各地出台的城管法规，仅针对城管这一个领域。但涵盖城管、交管、环保等多领域、多部门的综合性城市管理法规，这是第一部。”大城管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武汉市城管局法制处副处长罗夜莎这样告诉本报。

　　记者注意到，《城管条例》共分五章79条，涵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客运交通、道路交通安全、市容环境、环境保护、园林绿化、湖泊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内容。

　　“‘城管条例’的出台，能够填补以往在部门交叉管理中存在的空白。从法律的角度，建立一种城市综合管理的长效机制。”罗夜莎表示。

　　更大的背景，则是中部城市武汉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发起的一场针对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城管革命”，对于中国大多数以低端门店、地摊商贩等“底层经济”形态存在的城市商业体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试验。

　　然而专家认为，利用行政手段引导底层经济转型，能否经受市场考验，仍待观望。

　　大城管（小标）

　　首个“大城管”法规出台，初衷是为了解决城市管理涵盖领域较广，多个领域、多个部门交叉管理，以至于出现部门间互相推诿的问题，弥补城市管理执法的“真空地带”。

　　譬如，城市道路中的机动车尾气排放问题。涉及交管、城管、环保等多个部门，仅凭单个部门执法，存在监管难的现状。“大城管条例的出台，实质是一种机制上的创新。”罗夜莎解释，区别于以往的城管条例，“大城管”法规执法者并不只城管一个部门。

　　譬如，按照“城管条例”的要求，以武汉市噪音污染为例，工地噪音污染的监管部门明确为环保部门；城市道路等噪音污染监管部门为公安部门；而公园内的噪音污染监管部门则是园林部门。

　　然而，对于在武汉的经济结构中，长期占比较大的低端门店、地摊商贩等“底层经济”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根据“城管条例”第三十八条的最新规定，在武汉市从事小型餐馆、快餐店、小吃店、饮品店等小餐饮经营服务的一共要满足七条要求，涵盖环境评价、食物原料存储标准、从业者健康证明、餐厨废弃物处理等多个方面。

　　然而大多数小餐饮企业与上述“城管条例”中的七条要求均存在不小差距。对于“城管条例”的实行会对其经营有何影响，部分餐馆老板称，原料和房租的不断涨价，已经挤压了利润，如果再购置专门的消毒设备、存储装置，加上增加的电费，越来越难赚钱了。

　　在这些餐饮企业看来，有时候这种检查就是一阵风，看看再说，“如果真的严格执行，实在不行我们就回老家不干了”。但对于武汉市城管部门，“城管条例”的实施，显然不愿看做是“一阵风”式的短期整治。

　　记者注意到，“城管条例”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建立由武汉市统一领导，市、区分级负责，以区为主，街道办事处（包括乡镇人民政府，下同）、社区为基础，部门联动的城市综合管理体制。

　　其中以区级行政区域为主，实行属地管理。明确区政府是各自辖区内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级各部门、街道办事处开展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武汉市对每个区都有量化考核的指标。

　　底层经济

　　事实上，作为华中地区的商贸重镇，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武汉的城市面貌存在脏、乱、差的现状，在民间武汉也一度被戏称“中国最大的县城”。

　　在今年“湖北两会”武汉代表团小组讨论中，武汉市长唐良智直言，在武汉的经济结构中，长期以来，低端门店、地摊商贩等“底层经济”形态在武汉商业中占比居多，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市容市貌，也给城管工作带来了难度。“我们希望通过‘城管革命’来引导武汉‘底层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上述发言中，武汉市长唐良智明确表示。

　　在此背景下，武汉的“城管革命”可谓力度空前。本报从武汉市城管局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其中包括2013年，武汉主干道环卫作业机械化率达到85%，主次干道基本消除点状垃圾，90%的道路洗出路面本色；进一步将全市现有336个占道市场规范为批准的51个，并逐步落实退出机制。采取疏堵结合措施，引导夜市排档、烧烤摊点等占道经营者退路入室。仅去年11月，武汉市就有近20个占道经营场所被城管部门取缔。

　　力度空前的“城管革命”不乏争议。武汉在全国率先提出在中心城区全面取缔室外炭火烧烤，该政策一度在武汉市民中争议不小，甚至对于商业促销活动中铺设红地毯和彩气球，都有可能受到城管部门的制止。在部分武汉企业看来，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类似的传统经营方式很普遍，需要城管部门给予理解。

　　而武汉市长唐良智在前述发言中则指出，武汉的商业结构要摆脱“低端化”的趋势。“摆摊是摆不出‘剩余价值’的。”在唐良智看来，“底层经济”占比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汉的工业规模太小，吸纳不了太多就业机会。2012年武汉工业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一万亿，但是相对于近1000万的常住人口，“武汉工业规模至少要达到2万亿，才有这样的吸纳能力。”唐良智认为。

　　在此背景下，武汉一方面提出“工业倍增”计划，大力发展规模工业。另一方面，即通过“城管革命”在政策上，倒逼“底层经济”的转型升级。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分院副总监李国政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过去武汉商业过多地集中在“中低端”业态，相比之下高端商业业态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但在“城管革命”的挤压和引进高端商业综合体的双重刺激下，武汉商业业态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容小视。